按照过失犯罪中期待可能性理论和规范责任论的归责原理，本案中周、雷二人应否受到刑事追究，承担刑事责任，关键要看在当时情况下，二人能不能不执行领导的决定，能不能不修墙。如果能，则有期待可能性，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否则，没有期待可能性，不应承担刑事责任。本文认为周、雷二人不能不执行领导的决定、不能不修墙，因此，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这是因为：

　　(一)监狱警察是半军事化的管理，上级的决定、领导的指示就是命令。周某某在监狱党委和领导要求他们改造监舍设施，组织服刑人员修建防逃墙时，提出没有技术力量，希望派人修建，没有被采纳。在此情况下理所当然地要执行领导的决定。不要说半军事化的监狱警察，即使一般公务人员，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时，也应该执行上级领导的决定。

　　(二)周、雷二人都是中青年，作为年轻的分监区长、副监区长，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不能不要求上进。固执地不执行上级的决定，影响进步，影响提拔任用，不能不是他们的担心。

　　(三)监狱领导决定修防逃墙，是发现有不安全隐患。作为该监区的负责人，他们没有事先发现并主动采取防范措施，领导发现并决定防范后，还不抓紧行动，这期间果真有人逃跑，他们面临的后果，哪是影响前途了得!不得不面对撤职甚至开除公职，失去工作丢掉饭碗，后果严重还要获罪入狱。期待他们不执行监狱党委和领导的决定，不是强人所难?而法律却不能强人所难。

　　(四)关于“勘察、设计”、“请示、咨询”问题。修建围墙这类监狱附属设施，几十年来都是采用“自己施工、自己使用”的惯例。现实生活中民间围墙修建也不勘察设计，这也是包括监狱领导、被告人在内的普遍生活经验。要求另作投资、派人勘察设计，修建中再请示领导，咨询有关部门，只可能被认为是托辞。显然不能期待周、雷二人这样做。

　　确认周、雷二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依据是什么?这就涉及期待可能性的标准。关于期待可能性的标准，学术界主要有五种观点：一是国家标准。即以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作为期待可能性的依据，认定行为人可否采取具体的适法行为。二是行为人标准。认为，确定期待可能性的有无，应根据具体行为人的自身条件和行为时的客观情形，以此判断能不能期待其实施合法行为，或者不实施违法行为。三是平均人标准。此观点认为，认定行为人有无期待可能性应以平均人，即现实社会中一般人的态度进行衡量。如果一般人处在行为人的情形可以实施合法行为，此时就应该认为行为人具有期待可能性;反之，则应该认为行为人没有期待可能性。四是折衷标准。此观点根据侧重点的不同，又分为以行为人标准为基础，兼顾其他标准的折衷标准;以平均人标准为基础兼顾其他标准的折衷标准;以国家标准为基础兼顾其他标准的折衷标准。五是类型人标准。即认定行为人有无期待可能性，应以社会类似人群作为衡量的标准，如果同一类型的人员处在行为人的情形下，能够实施合法行为，这时就应该认为行为人有期待可能性;反之，则应认为行为人没有期待可能性。[2]

　　本文赞成类型人标准，此标准由我国台湾学者陈友锋提出，大陆学者童德华先生作了细致分析。类型人是指依据不同年龄、性别及职业等特征而划分，于从事社会活动过程中，属同一类型的行为人。同一类型的行为人，期待可能性的标准应该基本同一，不同类型行为人则应根据其特征的具体差异，调整衡量的标准。期待可能性是对行为人于外部压力的态度的评价，衡量这种压力对行为的抑制作用，要看这一类型的人面临这种压力时的态度。这种压力即是抑制或者限制行为人行为的各种外部情形。面对这样的情形能够期待这一类型的人不为违法行为，进而选择适法行为时，一般说来对行为人也能作同样的期待，即行为人就具有期待可能性。

　　据此，评价周某某、雷某有没有期待可能性，应该以监狱警察为标准。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成，社会保障机制也还在探索和建立之中。人们由于普遍没有多的积累，失业风险承受能力也弱。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公务员特别是警察，对自己的工作，对“铁饭碗”普遍会细心守护。工作中要求进步，听命于上级也是普遍而正常的心态。这样的大环境，这样的心态，决定着警察的行为选择。周某某、雷某作为警察的普通成员，他们不是伟人、更不是圣人，超越不了这样的心态和这样的选择。当然，也只能以同类警察的选择为标准，认定他们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

　　五，期待可能性与刑事责任认定

　　理论界一般认为，期待可能性是刑事责任的下位概念，是评价行为刑事责任的内容。一个行为按照犯罪构成被评价为犯罪之后，还应当进一步评价行为人有无不实施犯罪的可能性，进而确认行为人的责任。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无可选择，不能为适法行为，欠缺期待可能性，这个行为按照犯罪构成即使被评价为犯罪，也因其实质上没有选择自由，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进而否定犯罪确认;或者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行为，不具有完全的期待可能性，而减轻刑事责任的确认。这是因为，行为人不能或不完全能选择适法行为，其背后的原因在人们看来情有可原，因而没有主观恶性或者恶性很小。在刑法规范中对这类行为的评价有明确规定的，按法定规范否定犯罪认定，比如，强令违章操作的被强令人;超刑法规范的，则以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不以犯罪论或者论罪轻处。然而，在期待可能性理论研究中，行为超刑法规范的刑事责任认定最具实践意义。本文重点就此问题进行探讨，提出司法实务中的一些认定方法。

　　具体认定犯罪时，通常先对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进行认定。不符合的，当然不能确认为犯罪，不再进行下面的分析;符合的，再进一步分析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有期待可能性的，确认为犯罪，否则不认为是犯罪。从本人查阅为数不少的关于期待可能性问题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看，我国的案例很少，适用超刑法规范的还没有。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也给理论界提供实例，在此以邱某私拉电网致人死亡一案详细说明。邱某，某县河边乡邱家村人，原是村里种田能手。乡里号召搞副业致富，在乡村干部的动员下，承包了村里荒野处的十多亩水面养鱼。两年养殖中虽然获利，但多次被盗损失也很严重。为了防盗，邱曾请人夜守，失窃的事还是时有发生。后来村里青壮年基本外出打工，请不到人，邱便在鱼塘四周安上铁丝网，但，仍然多次被人剪开口子偷走大量成鱼。邱心灰意冷曾一度想放弃，乡村干部再次上门动员，要求其继续养殖。于是，邱某便想将原铁丝网通上电防盗，但又怕电击人，迟迟没有行动。后来听村里人说，农村照明电压低，触到只是“麻一下”，最多也只是烧伤皮肤。邱便接通电源亲手触摸铁丝网试验，自感确实只是麻手。决定通电当天，邱某在电网四周立上“小心有电”的广告板警示，为了让近村的人都知道，还以庆祝通电的名义燃放鞭炮，请来放映队播放电影，放映前专门提醒鱼塘铁丝网已通电。之后，每晚11点接通铁丝网电源，天亮时关闭断电。不料，不多久的一天晚上悲剧还是发生了。十多里外远村的村民冯某，深夜携带钳子和鱼网到鱼塘偷鱼，用钳子剪铁丝时触电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