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沉睡的资本——土地被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脚步唤醒，在财富魔方的催动之下，或明或暗的激烈博弈在城市与农村不停歇地上演

■在最先开放的珠三角，本报记者记录了土地之战的一个缩影

新隆村对卖地计划进行全村公投 （南方周末记者 陈新焱/图）

陈继新开始“保卫”办公室 （南方周末记者 陈新焱/图）

公投

投票现场一片嘈杂，十多个警察站在门口，警惕地注视着每一个路人。

卖？租？全村公投！

5月16日一大早，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的新隆村小学前就热闹一片，村民们拥到这个小学门口，在警察的看护下，进行一场全村公投。

这是这个村十多年来举行的第二次公投。

前一次是在两年前，他们选出了新的村主任——现年56岁的陈继新，由此结束了村主任、村支书连续九年由一人担任的历史。现在，在这位新任村主任的主持下，村里正要表决是否同意将超过一半的土地卖给镇政府。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村民们以土地入股成立了股份合作社，并将这些土地、鱼塘等统一出租，分红较多的去年，每人每年能分到1000多元－4000元的租金。

随着一部分土地租约到期，而镇政府提出了征地计划，究竟是租是卖让这个珠三角的村庄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吵，直到这次公投。

投票现场一片嘈杂，十多个警察站在小学门口，警惕地注视着每一个路人。投完票的村民久久不愿散去，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讨论这场关乎他们未来的公决——如果通过，按照陈继新的说法，每人立马可以分得五十多万元，但他们将永远失去这些土地；而如果不通过，他们则依然只能领取着每年每股一千多元的分红，但依然拥有这些摇钱树。

到中午，几百米长的鞭炮炸响，宣布赞成者们以八十多票的优势取得胜利。

而在邻村的一个酒楼里，一位反对者重重合上了手机。一旁的五六个人，一起陷入短暂的沉默。随后，叹息声一片。

卖地

原村治保主任、快60岁的陈汝球说，“我们两公婆，就可以分到一百多万，存在银行吃利息，这辈子也足够了。”

土地对于新隆村来说，重要性不言而喻。

早在改革开放前，新隆村集体就开全国之先，办起了农机厂、纸箱厂等十多家村办工厂。到1990年产值破亿元，因此被列入“全国首批亿元村”名单。但2000年前后，在全国乡镇企业转制潮中，这些村办工厂也被卖给了私人，村集体收入由此锐减。

随着三来一补加工业在珠三角遍地开花，土地因此而成为新隆村的摇钱树。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新隆村开展了农村土地经营权出租试验，将分给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收回，村里成立股份合作社，厂房、仓库、市场、鱼塘等经营权集中出租给生意人，农民按年龄配股分红。

在新隆村委办公室，记者看到这些租地合同，并无统一格式，有的写着“办厂协议”，有的写着“租金合同”。租地的期限，也有长有短，少则15年，多则30年，甚至还有“永久性合同”。

但无一例外的是，相比看土地租赁合同法。价格都非常低，一般是每平方米2.68元，七年之后才递增10％。而有的合同，则干脆写着20年不变。因为二十多年前订立合同时，谁也没想到土地会如今天这么值钱——新隆村对面的乐从国际家具城，现在的月租金是二百多元每平米。

长期的低地租，使得股份社的收入无法提高。1994年，村民的每股分红为每年300元，10年后，仅上涨到960元。2007年，这个曾经的“亿元村”甚至被顺德区列入了“扶贫点”。

村民们开始将焦点集中到村领导上——自成立股份合作社以来，这个村正副村主任都由党支部正副书记兼任。农村制度设计中原本应是相互制约的“三驾马车”——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和股份合作社形同虚设（按照区政府规定，股份社设正、副理事长，由村集体股东大会选举。村党支部书记可以兼任村委会主任，但不能兼任股份社理事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8年4月换届选举时，五十多岁的陈继新跳了出来。他在村中心挂出一幅三十多平方米的大布，上书：如果我胜出，将公平、公正、公开……把一切基建工程等，公开招标……对本村所剩的土地、厂房、租地转让等由村民讨论决定……

当时，2800多名选民，1700多人投了他的票。

而陈继新“新政”的一件大事，便是“卖地”。

去年初，乐从镇政府决定征收村里2383.95亩地，占村里所有土地面积的一多半。

在镇里的方案中，政府提出的征地补偿条件是：征商住、商业用地补偿10万元／亩（所征地中，97％都是商住和商业用地——记者注），征道路用地补偿5万元／亩，青苗补偿3000元／亩、农具机械补偿600元／亩、社会保障费1500元／亩（每5年递增5％，共补偿30年）。

“我粗略算了下，在征地协议签订30日内，新隆村共可收到一次性征地补偿款、社会保障费、青苗补偿费2.41亿元。”陈继新说。

更诱惑人的是，在这个方案中，乐从镇政府在征地范围外，留出了790.2亩作为新隆村的提留地和预留发展用地。

“如果批复手续办好，提留地就可以由我们自行开发，上市拍卖。”提到未来，陈继新两眼放光，“新隆村北边的金河水岸，雅居乐花了690万元一亩才拍到，我们村的提留商住地，地理位置比那个还好，以700万元一亩算，少说也能卖24个亿。”

陈继新算了笔账，除掉拍卖费和股份社提留，剩下大概有18个亿，全村3500个股民（按照2001年村里的规定，此后出生的未满18岁的均无股份），每人至少可以分得50万元。

对村民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原村治保主任、快60岁的陈汝球说，“我们两公婆，就可以分到一百多万，存在银行吃利息，这辈子也足够了。”

反对

公投当日，在村小学外的路牌上贴着三张A4纸，直指陈继新“卖地是在卖子孙”。这些连夜贴出的，呼吁村民们“投好手中一票”的公开信，看起来心忧如焚。他们列举的主要理由是：地价太低。

然而，村主任描画的“暴富蓝图”，却遭到了另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

公投当日，在村小学外的路牌上，贴着三张A4纸，直指陈继新“卖地是在卖子孙”。这些连夜贴出的，呼吁村民们“投好手中一票”的公开信，看起来心忧如焚。他们列举的主要理由是：地价太低。

在另一个村的钢铁市场做生意的村民陈耀汉说，那里年租金是40万元每亩，“那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将我们村的土地，一年卖四次。”

最重要的是，只要土地不卖，租金年年都有，而一旦卖出去，就意味着，村民们在一夜暴富之后，从此将与这些土地的收益无缘。

卖地意见的分歧，使得村里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从镇里提出征地计划开始，村里召开了不下二十余次会议，但一直未能达成一致。

其实这不过是新隆村由来已久的矛盾的最新爆发。

陈继新一直认为，反对他的人中，以村支书为首，“正是因为村支书不同意，让卖地无法进行。”

作出这些判断，是因为利益的冲突。事实上，这样的冲突早在陈接手时就已经出现。

交接账目时，陈继新才发现，新隆村账上已经赤字600多万元，其中村民欠租高达1300万，相当于新隆村两年的地租收入。这些欠租者中有不少是前任支书的亲属。

陈展开了一场不留情的催租行动，30天内，900多万元的欠租陆续入账。

但陈继新的催租行动，却得罪了一大批人。甚至他的家门口被撒满冥币，有人点起了白蜡烛——这是农村中最恶毒的报复方式。而就在几个月前，几个彪形大汉闯进他的办公室，差点将他从窗户中扔出去。

现在，因为卖地，村里原本就分裂的两派变得更加分裂。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村里甚至出现了两个妇女主任：支部承认上任妇女主任，村委因叫不动这位旧任，不得不公开招聘了一位新的妇女主任。两人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办公，土地租赁合同范本。工作上互不干涉。

倒戈

陈海绵说，他不同意，因此而站到了堂哥的对立面，每次开股东大会，他都站出来反对。最后，陈继新只好不让其参会。

为了实现卖地计划，3月29日，陈继新打算将新隆村的62个股东代表召集起来，举行表决。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现场只来了41个——同意者少于2／3，按股份社规定无法将征地方案提交股民大会投票。

卖地计划由此陷入僵局，4月份见到南方周末记者时，陈继新显得无比懊恼。但随后，他又想出了一个方法，动员股民联合起来，向股份社提出公投申请。

这份用A3铜版纸打印出来的公开信写道：乐从镇计划将新隆村附近打造成乐从新城区……但发展也需要付出一定代价，尤其是农用地的减少。“但这些土地的付出，却能使余下的土地得到最大幅度的提升。”

信中还举了例子，“比如我镇的小布村和腾冲居委会的工商业用地不足600亩，但这两个村凭着仅有的工商业用地发展产业市场，每年获得巨大经济效益。2009年，小布村收入达1.11亿元，人均分红达2.88万元，腾冲居委会收入9629万元，人均分红2.65万元。现时，新隆就相当于十多年前的腾冲……

有村民反映说，从那时候起，几乎每一天晚上，陈继新家里都聚着几十人，有时是上百人，“不知他们在密谋着什么”。

4月30日，有801位股民被陈“说动”，提出公投申请。公投如愿举行。

然而，随着陈继新“新政”的推进，对陈的质疑也越来越多。

5月16日中午，三个陈继新竞选时的铁杆支持者找到记者，诉说着陈的种种不是——两年前，为了推翻“旧派”，他们在各自的生产队游说村民，帮陈拉票。

三人中，甚至包括陈的堂弟陈海绵，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当选村主任之后，堂哥亲口告诉他，一定会在手上将新隆村的土地卖出去，那时他放出的豪言，每亩低于300万不卖。同时，陈继新也悄悄告诉他，自己“至少要从中赚回一个亿”。“这不光是在卖子孙，也是在卖祖宗。”陈海绵说，他不同意，因此而站到了堂哥的对立面，每次开股东大会，他都站出来反对，最后，陈继新只好不让其参会。

5月16日中午，在向记者讲述这一切时，一旁的村民们以此指责：“连他弟弟都不支持他，你说陈继新是好是坏？”

听到这话，陈海绵突然痛苦地沉默，躺到一边的沙发上，不再说话。

那些之前选了陈继新的村民，看到陈继新如此支持卖地，不少人都感到失望。

陈继新只有小学文化，从1991年起，就一直在外地从事钢材生意，多位村民对记者说，2008年其回来参加竞选时，许多人对他其实并不了解，只是因为“太想改变了”，所以才投了他一票。

反对者们拿着从佛山市国土资源局顺德分局网站上打印下来的文件，揣测陈在卖地中拿了好处。

记者在这个网站上看到，这份于2009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文件第三条中，对新增储备土地收益有一个详细的分配办法。其中规定，除掉相关费用后，属区政府出资储备的，按5.5∶4.5的比例在区、镇（街道）间分成；属镇（街道）出资储备的，按3∶7的比例在区、镇（街道）间分成。

新增储备土地工作经费，按征地拆迁安置补偿费总额的4％计提……由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出资储备的土地，工作经费由其自行安排使用。“新隆村2.4亿元的征地款，如果由区里拨付4％，就是970多万元啊。”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村民说。

余波

陈继新说，自从他上任以来，办公室不时有不明身份的人来闹事。而反对的村民则说，几个公开反对者的仓库接连“莫名其妙地失火”。

与中国内地的农民相比，新隆村的农民显然属于“先富起来的那一群”，他们出门虽然开着价格不菲的小车，但兴之所至，即便是在饭桌上，也会当着你的面脱掉鞋子，捋起裤脚，盘腿坐在椅子上。

和所有的农民一样，他们对土地依然保有深刻的依恋。新隆村上坊大队的一位村民打了个比方，“对我们来说，这地就像是乞丐的饭钵，没有饭钵，用什么讨饭？”

占有土地的安全感，让这个珠三角“亿元村”曾经得以享受平静的吃租日子。但是现在，这种安全感正在离他们远去。

因而，他们的抵触来得似乎也特别强烈。有反对者对记者说，这一切都是“被安排的”：投票现场的警察以及随行压阵的镇政府的官员——甚至连选票，也被写错了的人当成是精心设计的——按照公投规定，同意或者不同意，都是画勾，填错了就作废。有的村民，习惯性在不同意下面打叉，这意味着这张反对票无效。

在这场风波不断的争斗中，不管是陈继新，还是他的反对者，都相互指责对方使用“黑势力”。

陈继新说，自从他上任以来，办公室不时有不明身份的人来闹事，他为此在办公室门口贴上“办公重地，未经批准，不得内进，否则视为捣乱”的纸条；而反对的村民则告诉记者，这段时间，几个公开反对卖地者存放鱼饲料的仓库接连“莫名其妙地失火”。

现在，支持陈的村民自费买来摄像机，架在他的办公室，还在陈家周围，安装了摄像头。为了保护陈继新的安全，部分村民们甚至自发地去为陈继新看门，接其上下班。

而另外一些村民，则开始四处奔走，寻找政府和媒体，以继续反对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