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王倩

　　片/本报记者张中

　　他说自己很强势,却在聊起自己建立的山东省农民工维权工作站时禁不住流泪了。

　　他不愿意一遍又一遍地跟各个媒体重复维权工作站接待咨询多少人,代理案件多少件,挽回实际损失多少万元。

　　他甚至不愿意再提及那些他曾经维权成功的案件,他说做公益的最终目的不是自己每年能办理多少案件,而是能让更多人关注这些弱势群体,最终从政策和法律层面解决矛盾的根源,而自己的能力是微不足道的。

　　“当我在这儿给农民工维权的时候,实际上我心里揣着一个法治之梦通过我的努力,用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为中国的法治进程贡献一分力量,促进中国的文明与进步。”这个怀揣着“法治之梦”的人,就是山东舜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山东省农民工维权工作站主任、中共全国十八大党代表,也是全国党代表中三位律师之一、山东省司法行政系统建国以来唯一的一位全国党代表刘丕峰。

　　最不愿听的一句话就是:律师挣钱!刘丕峰想“改变律师的形象”

　　刘丕峰的经历在一些人眼里似乎另类。1963年出生的他,硕士毕业之后曾经在山东大学法学院工作。重点高校教师的职业没有留住这位青年人的脚步。1999年,为追求自己的法治之梦,36岁的刘丕峰辞职,创办山东舜天律师事务所。

　　短短三年,舜天律师事务所初具规模,律师发展到50多人,并且有了自己的办公楼。“我如果一门心思挣钱,可能比很多律师挣得还多。作为一个法律人,房子、车、办公室都有了,就真的这么一直为挣钱干下去?”刘丕峰描述起当年的心境,眉头一皱,“说句难听的话,有时候跟朋友、老乡、同学坐在一起,他们见了律师的第一句话往往是:律师挣钱!我最不愿听的就是这句话,总感觉这是一种侮辱似的,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肩负着维护法律尊严、追求公平正义的责任啊!”

　　2007年,刘丕峰成立山东省农民工维权工作站,他说“当时的心态也很简单,挣多少钱算多?够吃够喝就行了!建这个工作站就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也改变改变律师队伍的形象,别让人家一说律师,就一句话:你可挣钱了。其实医疗事故案例。”在他眼里,律师不应该只是普通的生意人,他们肩上应该有一种社会责任,“法律和政治不可能分家。”

　　尽管他一再说数字冷冰,但五年的坚守,刘丕峰和他的农民工维权律师团队免费接待法律咨询7万余人次,代理案件近1600件,办结案件750余件,为受援者挽回实际损失2460多万元。

　　向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法律服务连律师的食宿费交通费都得自己承担

　　山东省农民工维权工作站从最初的四名律师,发展到现在十名专职律师,形成了山东最大的公益律师团队,承担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妇女和环境污染受害者等六大群体的公益维权,他们对这些弱势群体提供的所有法律服务,包括咨询、案件代理,甚至食宿费、交通费……全部都是免费的。

　　刘丕峰对工作站里的律师要求很高,“曾经有个律师小韩,去南通替三个农民工免费开庭,三个老乡心存感激,在南京火车站说:火车票、住宿、吃饭全都是韩律师您自己拿钱,中午我们就在一起吃饭吧?小韩再三推辞也没抵挡住老乡们的盛情,就跟三个农民工在火车站地摊上花38块钱吃了顿午饭,最后对方强争着硬是付了饭费。”工作站的刘国伟回忆说,“因为这38块钱,韩律师遭到刘丕峰的严厉批评。”刘丕峰自己说,这不是几十块钱的事儿,而是不能破坏规矩,“坏了规矩,坏了名声,我们的公益旗号往哪儿搁?我的脸往哪儿搁?”

　　刘丕峰说自己是个很强势的人,“觉得挣钱少,不愿意在维权站干公益律师的,可以走。既然做公益,就要全身心投入,绝不容忍私下再偷偷干点挣钱的小活!”对个别工作不努力的律师,刘丕峰会毫不客气地让他离开工作站。

　　但就是这样一个强势的人,在提及今年五月观看为纪念工作站成立五周年专门制作的视频时流泪了。“五年了,这五年是真……”只说了一句话,刘丕峰的眼圈就红了。随后他一只手撑在沙发上,头轻轻歪着,眼泪夺眶而出。

　　维权工作站纯公益持续发展五年依靠的是完善的管理制度

　　完全不收费的公益如何持续了五年?十位律师依靠怎样的规矩践行公益?维权站的律师们又是如何保障自己的生活?这些问题的答案,刘丕峰把它归结为:坚强的信念,完善的管理。比起办理的具体案子,刘丕峰说他更喜欢探讨这些问题。“老百姓来求助不用花一分钱,但律师不能饿着肚子干公益。”维权站的所有律师,全都由舜天律师事务所发工资,“尤其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做公益,不会低于同期大学生分到机关里的最低工资。”出差住宿、交通、吃饭,都有相应的报销制度,维权站里更为细化的,则是对律师们工作量的严格考核。

　　整个法律援助系统要下很大的工夫来管理,在农民工维权工作站里,每个律师接受电话咨询发多少补助,接待来访咨询发多少补助,制度规定得都非常详细,并且必须有当事人的签名和联系方式,“而且要回访,我们接受的七万多次咨询全部有记录可以查。”工作站里的律师,每月基本工资只有1500元,但有的律师可以拿四五千,甚至五六千,就是靠工作量的考核累加。“比如帮助一个被欠薪的农民工,奖励系数是1,如果是五十个人的群体性案件,奖励系数不可能是50,而是1.5。上市级电视台做公益节目给多少补助,上省级电视台又是多少；去工地给20个农民工讲课有多少补助,给50个人讲课又有多少……”

　　如此精细的管理规定在工作站里还有很多条,在刘丕峰眼里,做公益不能光靠激情和热情,“一个律师一年做两个法律援助的案子,这个很简单。但公益事业要可持续、能系统地做下去,其中的管理非常重要。我身上承担着三种责任,一要好好带头干,二就是搞好管理,三是得化缘找钱。”

　　他想替农民工讨回更多的薪水更关注这个庞大群体面临的困境

　　“一个律师要有法治的精神和人文的情怀。如果一个职业的法律工作者只懂得法律条文,而没有法治精神,仅仅把法律职业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那他只能是一个法律工匠,而非法学家,更难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刘丕峰说自己闲暇时常思考些不该自己思考的问题,“2亿多农民工用微薄的收入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是他们的住房、教育、社会福利,甚至基本的劳动保障都有着缺失。农民工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关于近年来二代农民工的问题,刘丕峰也一直在做着调查,“二代农民工不同于他们的前辈,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更愿意留在城市,这就面临着很多问题必须解决,不然会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影响社会安定,严重阻碍改革开放的进程!”

　　而解决这个庞大群体所面临的困境,并非只是为他们提供一些法律援助那么简单,拖欠工资了就替他们讨薪,工伤得不到应有赔偿就替他们打官司,“我们拼命地帮助农民工,可力量太小,我们想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尤其是政府从政策和法律层面上的支持,比如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能不能以政策和法律加以保障?”他低下头顿了顿,又说:“不断有人问,这个事儿你操什么心?”随后他又哈哈大笑起来,“位卑不敢忘忧国啊。”

　　但紧接着刘丕峰就否定了自己的“闲暇之想”,他依然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哪怕只替农民工讨回一千、两千块钱,但也会化解他们对社会的不满,给他们以新的希望,增强他们对法律的尊重、对政府的信任,而不至于走向极端。“当我在这儿给农民工维权的时候,实际上我心里是揣着一个法治之梦,通过我们的付出,用这一点一点的小事,给中国法治进程贡献一分力量,尽量做一个中国法治进程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如果一个职业法律工作者都不关注法治,那还有什么希望?”来源生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