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终于还是走了，我只能默默的看今后的财经会是什么样子，但愿他们能做的更好，但或许这是奢望。以下转载一位财经杂志记者写的辞职信，希望我们的同行能读出点什么。 

尊敬的有关领导：

我申请解除在《财经》杂志的劳动合同。作为《财经》工作近四年的普通一员，我自己对此感到遗憾。

《财经》是我在大学时就倾慕的一份杂志，其品牌的打造和价值观的树立，来之不易。虽对其母公司所知甚少，我仍相信，公司在过去十年中，为《财经》独特品牌与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孵化条件和极其重要的支持。在中国的媒体环境中，这些条件和支持更是难能可贵。正因如此，今天我仍愿意提笔之初写下“尊敬”两字。

《财经》对中国社会尤其新闻界的价值，已远远超乎其每年所赚取的可见收入。从《财经》九月底出现人事动荡以来，社会各界尤其新闻圈热烈的关注度，可见一斑。这远非其他同类媒体所能比拟。同时，那麽多人选择离开也表明，舒立在《财经》的作用毋庸置疑。

作为学新闻、做新闻十年有余的年轻人，我难以想象：这块中国罕见的能做真正新闻的净地，这面独树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旗帜，这张难得的讨论中国制度改革的课桌，不是因为强权的压制、不是因为竞争对手的攻击，而竟因自残而受损，以致可能丧失。

《财经》员工的薪酬水平的相对低廉，这是业界不争的事实。即便如此，每年都有一些的条件优秀的年轻人愿意申请加入，他们中不少甚至是降薪来就。同时，每年也有一些成熟的骨干离开《财经》，谋求更高薪酬的工作。

若是出於对中国新闻和改革事业的真正呵护，我想在《财经》盈利状况允许和发展形势尚好的情况下，调整薪酬水平和拓展《财经》发展空间的谈判之门应该敞开而不应关闭。

中国新闻史上，历史份量巨重的中文报纸《大公报》的经验和教训至今可鉴。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英敛之创办的《大公报》，三人拟定五项原则：

1，资金由银行家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

2，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

3，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于相当股额之股票。

4，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

5，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最後张季鸾负责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季鸾为准。

解放前，《大公报》无论是在新闻上还是在经营上都是极其成功的，其最终陨落的主因在於难以抗拒的历史政治因素，但其独立报人的传统一直影响到如今的香港《明报》和《信报》。

《财经》十年来的成功，能给中国留下什麽？真的超过先贤了吗？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在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着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

作为普通员工，我不能尽悉目前《财经》动荡的局面究竟如何一步步酿就，但从零星的网上信息和坊间传言来看，曾经似乎已朝着“四不”原则的先贤之路迈步的《财经》，如今毫无疑问地在“不私”两字面前滑倒了，正如《大公报》的一些先贤在“不党”两字面前摔跤一样。

媒体若不能成为真正的“公器”，也不应该成为一部仅仅赚钱的“私器”！我相信，那些愿意降薪降职来到《财经》的人，并不期望自己在这里发大财，也许是为了“成名的想象”，而也许，就是那样简单，不过是为了在这块黄土地上找到半寸新闻净土以“立锥”。

历史选择了你们，你们没有选择历史。这两个月中发生种种不堪的景象，已经极大的消解了《财经》十载垒积的半寸高台。我无意在这里做任何道德指责，我所信仰的上帝每天都提醒我，我同你们一样是罪人，一样软弱，一样难担重负。但也许你们能像我一样，正如我能像我所跟随的耶稣那样，试着先拿走那颗坚硬冰冷自傲的心吧。

尽管我没有亲耳听到你们关於眼前这件事的描述和解释，但我愿意相信，你们做出关闭谈判之门的决定时，有着与《财经》采编团队离职同样充足的理由。祝愿《财经》走好，毕竟它的读者是无辜的。

在这最後，我只是希望（哪怕是奢望）无论结果如何，分手的双方不要再互相谩骂和攻击，尤其以暗昧的方式，无论是传播谎言还是网上删贴。为中国的新闻人留下几条不那麽干净但仍努力保持洁净的小路吧，毕竟，还有那麽多稚气学子的清澈的眼睛在看着你们，他们正如当年的我一样。
《财经》记者 XX

2009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