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正确界定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16条规定：经济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但是，原《经济合同法》对有过错的一方对无过错的承担损害赔偿的范围，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相应的行政法律、规章以及司法解释，也没有界定，由此导致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在单方过错致经济合同无效的情况下，确定有过错方对无过错方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明确无过错方损害赔偿的利益的性质。合同损害赔偿的利益分为履行利益和信赖利益。履行利益，又称积极的契约利益，即因契约履行所得利益。信赖利益，又称消极的契约利益，即因信赖契约有效所受的损害。由于一方当事人的过错致合同无效而蒙受重大不利的无过错方，其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内容应当是，而且只能是信赖利益。如德国学者耶林指出：“当事人因自己过失致使契约不成立者，对信其契约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应赔偿基于此项信赖而生的损害”。我国台湾地区立法也认为契约无效，相对人所得请求赔偿的范围“自以因信赖契约有效所受之损害为限”。

    我国的法律基本上渊于大陆法系，所以信赖利益赔偿应作为我国确定无过错方损害赔偿的原则。比如，甲出租房屋违反法律规定致使合同无效，但合同约定如果乙构成根本违约，对乙的装修费用甲不予赔偿，乙因欠装修费过多构成根本违约。司法中经常认为合同条款对双方没有拘束力，因此乙就不存在根本违约问题，甲的过错导致乙要求赔偿装修款应予支持。但从信赖利益考虑乙公司的损失并不是信赖利益的损失，乙在信赖合同有效的情况下该损失也是存在的，其请求甲公司赔偿没有法律依据。

　　五、对追缴财产的质疑

    一公司与某医院违法行医，行政审判庭作了裁判，认为卫生局未收缴公司的全部利润。经济审判庭在裁判一公司与某医院联营纠纷中，依据行政审判庭查证的事实收缴了卫生局未收缴的部分。问题是追缴财产的责任形式是民事责任？还是行政责任？追缴财产是否与法院的消极裁判功能相违背？

    依据《民法通则》第61条第2款、原《经济合同法》第16条第2款的规定，法院有权对违法所得追缴财产，这里的追缴财产是一种行政处罚，应归属行政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有本质的区别：民事责任是基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即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而行政责任则是基于不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产生的。区别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意义在于：民事责任意在提供保障民事权利义务实现的法律手段，须由当事人主张，在受害当事人不主张时法庭不能依职权主动适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适用则主要是行政违法引起的法律后果，属于行政机关的职权，而不应由当事人主张。从我国历史上看，人民法院行使管理应由当事人主张。从我国历史上看，人民法院行使管理职能是由计划经济形成的，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我国法院一直与其他国家机关共同行使着国家管理职能，保障了社会的稳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法院行使管理职能不符合现代的司法规和规律，而且其影响到司法审判特有功能的有效发挥。  

　　法院行使行政处罚权与消极裁判功能相违背。根据各国公认的法则，法院的职责是依据法律对纠纷作出裁判，以超然的第三者实现自己的功能。审判机关在其司法审判行为中，表现的是消极的裁判，不告不理，依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法院的职责与行政机关不同，行政机关在其管理行为中，处理的所有事物都是行政秩序的一部分，维护行政秩序是其职责，不必要也不可能处于超独立的地位，表现为从事积极的管理，主动参与，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行政机关处理的所有事物都是行政秩序的一部分，维护行政秩序是其职责，不必要也不能处于独立的地位；法院的的职责是依据法律对纠纷作出裁判，以超然的第三者实现自己的功能。上述区别决定了审判机关不是法律的参加者。  

    借鉴各国法律，追缴财产作为合同无效的民事法律后果值得商榷。我国合同法将追缴财产作为合同无效的民事法律后果，系苏俄民法典第49条的临本。欧陆民法关于合同无效的后果没有此规定，英美法国家确认非法合同的后果与一般无效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非法合同的当事人能否索回已给付财产的问题。至于对违法行为的非民事制裁，则不在合同法规定的范围。在上述案例中，由卫生局再次作出行政处罚后，当事人不服可以进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受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保护；法院作出民事制裁当事人不服不能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法院本身成了法律的参加者。

    改革开放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立法强化鼓励交易原则，从而达到推动增加社会财富的目的，因此，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即合同自由原则必将是未来合同的主要原则。随着这一原则的确立，必将严格限定合同无效的条件，严格区别合同的无效和不成立。在旧法没有彻底废除，统一合同法尚未颁布的转轨时期，司法者如何去认定合同的效力？如何去贯彻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笔者认为当现行合同无效制度的某些规定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时，法官负有创新法律的义务，当现行合同无效制度的某些规定不明确时，法官用法理论解释法律的着眼点应力求促进交易的实现，法官的理念应有超前意识，使交易达到真正的公平和正义，同时法官有责任在不浪费资源的情况下达到法律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