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天，对大学生村官任建宇来说，可谓一波三折。先是11月19日，重庆市劳教委以“处理不当”为由，撤销了对其的劳动教养决定，恢复了人身自由；后是11月20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了其申诉，讨要说法未果。

过去两天，对大学生村官任建宇来说，可谓一波三折。先是11月19日，重庆市劳教委以“处理不当”为由，撤销了对其的劳动教养决定，恢复了人身自由；后是11月20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了其申诉，讨要说法未果。

在任建宇被限制人身自由时，如何计算法律规定的“三个月起诉期限”？对此，法院自有其裁量权，原告也有其上诉权，在终审裁定前可以继续讨论。问题的关键更在于，任建宇到底该不该被劳教，至今没有明确权威的说法；而在重庆劳教委“自我纠错”获得舆论的肯定后，人们更关注的是，法院怎么看？法律怎么办？

自任建宇被劳教以来，这一案引发普遍关注：一个青年只是在网上转发了文字、图片，原创者未被追究，为何转发者却被劳教？一件印有“不自由，毋宁死”的文化衫，如何成为违法物证？这些听起来有些荒诞的情节，让大家在关注一审法院裁定之外，更觉有必要探讨劳教案件本身。

有明白才有清白，有公正才有公信。如今任建宇恢复自由了，但其当初为何失去自由，依然缺乏明确说法。如果说任建宇发表“负面言论”涉嫌犯罪，那么当检察院不认为是犯罪时，有关部门却通过劳教制度限制其人身自由长达一年，是否合理？在国家多次重申公民表达权、监督权、批评权的背景下，公民的基本权利如何避免“扣帽子”式的威胁？即便是公民表达权利被违法滥用，行政部门是否有权单独甄别判定？

这些疑问的产生，源于我国现行劳教制度的模糊。自1957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来，劳教制度已在我国施行50余年。随着我国民主法治的发展，该制度已经显现出许多不足。特别在《立法法》等法律颁布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只能由法律设定，劳教已陷入不合法的窘境。加之劳教的审批权属于公安机关，在机制上缺乏应有监督，在实践操作中弹性十足，往往成为一些地方开设的“法律小灶”，甚至成为一些人打击报复的工具。正因如此，不久前，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已成社会共识，目前正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刚刚过去的十八大，我们党再次强调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根据经典理论，法治包含两个要素，一是有良好的法律，二是法律得到普遍遵循。其中“良好的法律”是根本前提。就此而言，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面对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权利意识，面对纷繁复杂的改革发展稳定重任，只有确保制度供给跟得上时代脚步，确保法律规章不断与时俱进，才能奠定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才能将一切权力运行纳入法治轨道。

只有认真对待权利，才能认真对待法律。一个法治国家，不仅公民要守法，政府也要守法。在既有的法律制度下，这种守法，不仅包括权限合法、程序合法，也包括手段合法、内容合法、目的合法。党的十八大第一次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写入行动指南，如何理解这种新要求背后的深刻内涵，如何提升执法的公信和权威，关系到我们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决定着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