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肉精”事件与此前的三鹿奶粉事件相比,有颇多相似之处。业内人士在分析三鹿事件的成因时大都认为,在企业良心变质的前提下,监管缺失是最后酿成重大食品安全违法事件的主因。

    “基本上每起食品安全事件的背后都有监管不到位、失职渎职、贪污受贿行为。”王丁棉说,以三鹿事件为例,2008年12月31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田文华等4名原三鹿集团高级管理人员被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庭审中,田文华称,她在获知三鹿集团送检的16个批次奶粉样品中有15批次检出三聚氰胺后,于8月2日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有关部门作了汇报。8月29日,她再次以书面报告形式上报市政府。然而,有关部门对此事却迟迟未能作出反应。

    正是由于食品安全事件背后的渎职、贪腐问题严重,有关专家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此次出台的新规给予了好评。

    “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一是来自企业,二是来自监管部门。现在加大了对危害社会稳定的食品安全犯罪、渎职犯罪的打击力度,对那些有监管职责的机构和人员,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有玩忽职守、重大过失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表达了司法机关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决心,也有利于恢复广大消费者对国内食品安全的信心。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食品安全犯罪违法成本低,违法收益高,这次重拳出击,对提高食品安全违法成本、降低食品安全的违法收益都有积极作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落实。”刘俊海说。

    今年2月25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明确了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者的处罚标准。

    对此,刘俊海建议,动用刑法打击食品安全问题背后的腐败渎职问题时,应严查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有些部门在小集团利益的驱使下,采取了‘有利就抢着管,无利就让着管’的实用主义思维。此外,地方政府与被监管企业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出于本地财政收入、政绩、人情、贪腐等多种因素的考量,地方政府有可能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推行地方保护主义。上述状况所酝酿的潜在监管风险和腐败诱因都显而易见,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应当保持高度警惕。”刘俊海说。

    “目前,中国食品安全的局面略有好转,但依然严峻。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更有必要将打击食品安全犯罪放到首位上来。”刘俊海说。
 

责任编辑：毛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