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原告：蔡文祥，男，40岁，籍贯福建晋江市，香港居民，现住香港北角和富道。

被告：王丽心，女，38岁，籍贯福建晋江市，香港居民，现住香港天一土瓜湾。

原告蔡文祥为香港居民，与被告王丽心经人介绍于1980年11月按民俗举行婚礼，于1981年在福建省晋江市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婚后感情尚好，生育一男一女，两子女随被告在晋江舍井生活。1992年6月18日，被告王丽心以会夫为由获准携两子女往香港定居。原、被告在共同生活期间，未能正确处理夫妻关系而产生纠纷，造成双方于1994年10月分居生活，原告蔡文祥据此于1994年12月6日向晋江市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1995年12月25日，晋江市人民法院以原、被告实际分居时间短，夫妻感情尚未破裂为理由，判决不准原告蔡文祥与被告王丽心离婚。1997年1月14日，原告蔡文祥再次向晋江市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诉称：与被告王丽心婚后感情一般，经常产生纠纷，并于1994年10月分居生活。1994年12月6日向晋江市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被判决不准离婚。判决之后，双方仍分居至今，夫妻已无和好可能，感情确已破裂，http://5law.cn/info/a/sifa/hunyinjiating/2012/0626/248840.html。故再次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准予离婚，子女由原告抚养。

被告王丽心在答辩中提出管辖权异议，称：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是原告的重婚行为。本诉讼案并非一般普通离婚案，它涉及在港的重婚问题，在香港可一并审理。离婚案的双方当事人及其子女户籍、生活均在香港，应由被告所在地法院受理，以香港法例解决较为实际；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拥有的共有房屋、物业等，大部分在港、澳，在香港诉讼较为方便；现已向香港法援处申请离婚，且被接受交法院进行排期。请求将该案交由香港法院受理。

[审判

晋江市人民法院对王丽心的管辖权异议，经审查认为：原告蔡文祥与被告王丽心的婚姻缔结地在福建省晋江市，本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该院于1997年8月12日作出裁定：

驳回被告王丽心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被告王丽心不服一审裁定，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诉称：虽然双方婚姻缔结地在福建晋江，但双方及婚生子女长期居住在香港，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大部分在港、澳，同时香港法院已接受上诉人的离婚申请。请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晋江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由香港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

被上诉人蔡文祥辩称：双方的住所地虽然在香港，但婚姻缔结地在福建省晋江市，根据有关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婚姻缔结地虽然在晋江市，但双方及其子女均居住在香港，且部分夫妻共同财产也在香港，为便利当事人诉讼和今后执行，本案应由当地法院管辖为宜，上诉人王丽心上诉的理由可以成立，原审裁定驳回王丽心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该院于1997年11月4日作出裁定：撤销晋江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本案由当事人直接向香港法院起诉。

[评析]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本案的审理过程正好跨越在这重要的历史期间，应当如何正确处理案件管辖的问题，在审理过程中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本案香港居民到内地进行离婚诉讼，内地人民法院是否可以立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1984年4月14日（84）法民字第3号《关于原在内地登记结婚后双方均居住香港，现内地人民法院可否受理他们离婚诉讼的批复》规定："对于夫妻双方均居住在港澳的同胞，原在内地登记结婚的，现在发生离婚诉讼，如果他们向内地人民法院请求，内地原结婚登记地或原户籍地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对港澳同胞离婚诉讼特殊管辖所作的规定。原告蔡文祥与被告王丽心的婚姻缔结地是在晋江，两婚生子女均在晋江出生并生活一段时间，现原、被告及其子女均居住香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所指的情形，而且原、被告双方于1994年间曾在晋江市法院进行离婚诉讼，当时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因此，此次原告再次向晋江市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晋江市人民法院予以立案受理，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之上述规定的。

二、本案被告王丽心提出案件由香港法院受理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否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亦即在案件管辖上一般实行原告就被告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香港的司法制度和终审权作了规定。根据法律规定的原则，对涉及香港居民案件的管辖，应遵循方便当事人诉讼，有利于民事争议解决和相互尊重，充分协商，不争管辖，便利争议解决的原则。就本案而言，被告王丽心于1997年8月12日在有效期限内提交的答辩状中向内地受诉法院提出管辖异议，认为双方虽然婚姻缔结地在福建晋江，婚姻。但双方当事人及其子女户籍、生活均在香港，应由被告所在地法院受理，在香港诉讼较为方便；在该婚姻关系期间拥有的共同房屋、物业等，大部分在港澳之间，以香港法例解决较为实际；且其已向港方法援处申请离婚，并被接受交当地法院排期。请求该案由香港法院受理。本案二审法院鉴于当事人双方及其子女均在香港，夫妻大部分共同财产也在港澳，从有利于公正审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便利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便利法院依法进行审理和判决执行的原则出发，认为本案应由香港当地法院管辖为宜。被告王丽心的诉讼请求之理由可以成立，应予支持。而且本案诉讼一方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要求该案由香港法院审理，这与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的"……现在发生离婚诉讼，如果他们（应理解为双方）向内地人民法院请求"的条件不符。因此，二审法院作出裁定："本案由当事人直接向香港法院起诉"，是正确的。

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离婚案件的管辖，一般适用原告就被告的原则，特殊情况下适用被告就原告的原则。但不论适用什么原则，均是以被告或原告的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为管辖联系因素的。本案不论原告，还是被告的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均不在晋江市，故晋江市人民法院对本件离婚诉讼是没有管辖权的。

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婚姻缔结地可作为离婚案件的管辖标志，作为一种例外，即上引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承认在一定条件下婚姻缔结地法院对该类离婚案件可以行使管辖权。这种例外，指离婚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均为港澳居民，但婚姻缔结地在内地，现双方在港澳离婚确有困难，双方回内地请求内地人民法院处理其离婚问题的，婚姻缔结地所在的内地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和前例一样，内地法院受理此种案件，必须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全部条件，只要有一项条件不具备的，内地法院就没有管辖权，不应受理此种案件。本件离婚案件双方当事人均为香港居民，学会子女抚养费标准 。并在内地结婚，但其中一方不同意内地法院处理他们之间的离婚问题，并据此提出管辖权异议，这说明本件离婚案件不具备由内地法院按特例管辖的全部条件，内地法院不应管辖此案。

樊建生与高仙纠纷上诉案

【问题提示】

如何认定离婚存在欺诈而无效？在婚姻存续期间一方当事人以其本人的名义投入某公司股金20万元，获转让金800万元，该转让金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案情】

上诉人（原审被告）：樊建生，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仙，女。

樊建生与高仙1985年登记结婚，次年生一女儿，取名樊雁冰。1995年3月至7月，樊建生以其本人名义先后投入郑州康富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富德公司）20万元股金。19％年9月16日，在樊建生父亲樊根林主持下，就该股金达成《家庭财产协议书》约定，樊根林与其子樊建生、樊建伟、樊建军各占114，即5万元人民币；股东权利义务的运作由樊建生代理；股权的转让必须征得其他协议人一致同意；协议人按照股权比例享有相应的民事权利，即分红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同日，郑州市公证处为其出具（1996）郑证民字第383号《家庭财产协议公证书》。同年11月27日，樊建生与高仙达成《》约定：书院街1号院归女方所有；现有各种家具、家用电器归女方所有；其他财产归男方所有；离婚前的一切债务由男方承担；女儿樊雁冰由女方抚养，男方每月负担抚养费1千元到26岁止。樊建生另立字据“暂欠高仙人民币50万元整，于1999年底前付清”。同年12月4日，樊建生与高仙在当地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登记。1997年6月4日，康富德公司股东周武军与樊建生达成《樊建生转让其在公司全部股份和权益协议书》约定：周武军以800万元人民币购买樊建生的全部股份；周武军已付樊建生200万元，余600万元在1年半时间内给付（此间不计息）；800万元转让金中樊建生须拿出100万元给高仙。

高仙知道以樊建生名义投入康富德公司20万元股金一事，双方均认为所签《》中的“其他财产归男方所有”的约定，就是指樊建生投入康富德公司的20万元股金，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无遗漏。截止1997年9月10日，周武军已支付樊建生人民币300万元转让金，尚有人民币500万元转让金未支付。

【一审认定与判决】

1997年9月8日，高仙以其与樊建生达成的《》存在欺诈为由提起诉讼称：其与樊建生是被迫达成协议的，在协议夫妻财产分割时，樊建生欺骗她，并称投入康富德公司的股金已花完，在此情况下达成的《》无效，请求依法撤销该协议，确认樊建生投入康富德公司20万元股金增值的800万元人民币为夫妻共同财产，重新予以分割。同时，对郑州市公证处（1996）郑证民字第383号《家庭财产协议公证书》公证的事实提出异议，该公证处函复高仙：该公证书只证明当事人签订《家庭财产协议书》的签约行为，不能证明樊根林等人在康富德公司的出资产权情况。

樊建生答辩称：双方所签《》是在平等自愿、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不存在欺诈，是合法有效的协议。该协议中的“其他财产归男方所有”的约定，就是指其投入康富德公司20万元股金，其中15万元为其与父亲、兄弟共同共有，此后，又经协商达成《家庭书》，有郑州市公证处出具的（1996）郑证民字第383号公证书为凭，请求依法驳回高仙的诉讼请求。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樊建生与高仙争议的康富德公司股份转让金800万元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投资的增值，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樊建生已取得的300万元应给付高仙150万元，其余因转让股份所形成的债权樊建生与高仙各半享有。樊建生出具的（1996）郑证民字第383号《家庭财产协议公证书》不能证明该笔投资的产权归属，樊建生主张该投资系其父、兄弟共同投资，证据不足，不予认定。高仙要求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双方已达成的《》基本合理，双方应当履行。在该协议外，双方又约定由樊建生另付高仙人民币50万元，应视为在给付高仙的150万元之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8条第2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7条之规定判决：（一）樊建生与高仙19％年11月27日达成的《》有效，双方应当继续履行；（二）樊建生转让股份所得800万元债权，除已实现的300万元外，仍以债权形态存在于康富德公司的部分，樊建生与高仙各享有债权一半；（三）樊建生因转让股份已取得的人民币300万元，给付高仙150万元。案件受理费元，由樊建生负担元，由高仙负担元。诉讼保全费元，由樊建生负担元，由高仙负担元。

【上诉请求与答辩理由】

樊建生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称：其与高仙1996年11月27日达成的《》不存在欺诈，一审法院判决在认定该协议有效的同时，又将其投入康富德公司20万元股金及增值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予以改判。

高仙答辩称：其与樊建生19％年11月27日达成的《》存在欺诈；且该协议中约定的“其他财产归男方所有”内容不清；樊建生投人康富德公司20万元股金增值的800万元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应重新予以分割，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依法驳回樊建生的上诉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与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樊建生与高仙1996年11月27日签订《协议书》时，高仙明知樊建生在康富德公司的投资股金，却对此事实未提出异议。此后，其又以《协议书》存在欺诈为由，主张该协议无效，并未提供足以证明樊建生对其隐瞒投资股金真实情况的证据。该《协议》系双方平等自愿签订，不存在欺诈，一审法院认定有效，继续履行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樊建生与高仙签订《书》时，已就夫妻财产进行了分割，不存在遗漏，而且双方均认为该《书》中的“其他财产归男方所有”的约定，就是指樊建生在康富德公司的20万元股金。一审法院在认定双方当事人所签《》有效的同时，将按协议中约定归樊建生所有的20万元股金及增值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樊建生依据其与高仙签订《》的约定，主张其在康富德公司20万元股金及增值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理由充分，本院予以采纳。樊建生立字据“暂欠高仙人民币50万元，于1999年底前付清”及与周武军的协议中关于将800万元转让金中须拿出100万元给高仙的承诺，均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损害他人及国家利益，本院予以认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5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2）项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12月30日以（1998）民终字第1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豫法民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变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豫法民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樊建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支付给高仙人民币100万元。逾期不履行，双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元，由樊建生负担元，由高仙负担元。

【评析】

本案双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是：以樊建生名义投入康富德公司股份转让金800万元是否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樊建生与高仙达成的是否合法有效。

第13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所谓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指结婚登记到离婚或配偶一方死亡为止，在这段时间内，双方所得的财产，包括：双方或一方的劳动所得和购置的财产、双方或一方受赠或继承的财产，这种财产关系以夫妻身份为依据，因离婚或一方死亡而终止。离婚，应依法对夫妻财产分割，一方死亡应依法确定被继承人遗产在共同财产中所占份额。但是，“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也就是说，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如果在自愿、合法、平等的原则基础上约定归谁，那么，这部分约定的财产就划出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就应视为夫或妻的个人财产。本案双方当事人争执的以樊建生名义投入康富德公司股份转让金800万元，确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但是，高仙知道樊建生投入康富德公司20万元股金一事，双方均认为所签《》中的“其他财产归男方所有的约定，就是指樊建生投入康富德会司的20万元股金，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无遗漏。因此，这800万元股份转让金，虽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因为双方的约定，已由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变成了樊建生个人所有。高仙从起诉至一、二审庭审，坚持其与樊建生所签《书》存在欺作，应认定该协议无效。但是，并未提供足以证明樊建生对其隐瞒了投资股金真实情况的证据。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第3款规定，一方以欺作、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为无效的民事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就何为欺作，作了明确解释：“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作行为”。高仙与樊建生所签《》，系双方平等自愿签订，不存在欺作，一审法院在认定双方当事人所签《》有效的同时，将按协议约定的归樊建生所有的20万元股金及增值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定性并进行各半分割，适用法律错误，因此，予以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