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喜欢这样两句话：
如果我说再见，那一定是永远。
那些失去的美好，不会再回来。
其实这个开始，与我接下来要写的，没有什么联系。近来有人问起决赛的题目，我想到黄执中前辈所说的：没有完美的事例，只有对事实材料掌握程度的深浅。于是按经济部门的划分，以最基础的农业，讲几个故事给大家听听。
提到粮食问题，或者说农业生产问题，改革开放前有几个知名词汇：人民公社、亩产万斤、学大寨，这些概念，还是需要看一看相关介绍的（百度百科）即可。真正拯救共和国农业的，是如下两个概念：杂交水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杂交水稻
水稻因为雌雄同株，属于“自交”，因此“杂交”的概念一提出来，自然被人认为是荒谬的。袁隆平找遍全国，终于在海南（似乎）的荒野上找到一颗只有雄株的父本，随后杂交水稻的试验才能宣告开始。
第一批试验品出炉时，杆长叶多，稻米产量却还是和原来的一样，于是又有人讽刺：可惜人不吃稻杆稻叶，否则这试验可算是成功的。时值时期，各省均由军管会负责日常事务，湖南（试验在湖南进行）的一位军管会成员（似乎是营级或团级政委）说：这说明，杂交水稻确实能长出更多东西来，只是力道的方向不对，改变一下就能出好结果嘛！
这句话，可谓是挽救袁隆平于危难之中。随后天道佑人，杂交稻的试验终获成功，单位亩产量不断上升。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口翻番，倘若没有杂交稻，中国别说是18亿亩耕地红线，再加18亿亩，也不可能。
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我们首先来讲一个遥远的制度：井田制。西周时期，一块地分成九宫格，中间一块是公地，周围八块是私地。8户人家既要管自己的地，也要轮流去管公地，其结果自然是中空地带。
这是一个典型案例，按经济学制度学派的说法，在非公共品领域，只要实行公有制，其结果一定是非效率的，因为产权的不清晰会极大地提升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可悲的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始终是权力社会的社会形态，缺乏财力社会中关于产权的认识，因此有种意识是贯穿于中国历史的：靠某个机构的统筹，能够运转全局的资源调配。多说一句，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既以决策成本替代交易成本——但，计划经济对成本以及中国人对成本的概念，承诺的方式 。实在是不行。
于是，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应该说，在农村地区是在1953年完成的）以后，亩产卫星、人民公社的出现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直接造成三年自然灾害）。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1962年，毛主席退居幕后，由刘少奇（国家主席）与邓小平总揽全局。1962-1964年期间，部分地区先后进行尝试，即将土地的自由使用权交还给农民个人，换句话说，之前搞的农村地区社会主义改造（根本内容即是农民与地的所有权相分离，实现全国农地公有化）可以说是宣告失败。
之后的故事不必多说，的到来使这些尝试都必然被取缔。然而，农业生产由于与农民个人利益相分离，直接导致10年时间中国的农业产量几乎是停滞不前的，如果再次出现三年自然灾害的情况，中国完全没有任何能力与之对抗。直至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始，实质上就是使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农民重新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这个叫不叫观念创新？我看很难。

痛打创新落水狗
什么叫作观念更新？利用外资，这个不算，但是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这个是马恩斯毛列都没详细阐述过的。至于允许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直接输出资本（合资、独立外资企业），就更不在传统理论的范围之内。从1979开始使用日本的贷款，到1984（似乎）肯德基落地长安街，再到1994年（似乎）百事可乐宣布不再代工中国品牌产品（按规定，百事可乐在某地设厂，还必须承担一部分当地国内品牌饮料的生产任务），一个需要承认的事实，就是改革开放前20年（1978-1997），中国的改革派从来就没彻底战胜守旧派的抵抗。更多时候，改革派都是需要引经据典，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方是修正主义教条主义（见《交锋》一书）。
直至1997年以后，改革派才基本上取得理论上的胜利。无论是三个代表还是和谐发展观，至少从我党的宣传口径来看，观念的大规模创新从这里才刚刚开始。注意，这是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总会有意外的。
最后几句话
毫无置疑的，观念更新会带来不少科技进步；但科技进步就不能带来观念更新么？一个事例：互联网出现后，实现办公无纸化、网络化，使各部门的信息交流更为通畅。这就不会带来观念更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