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比最低工资制度更重要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6-06-26 15:30:47

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董保华
独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比最低工资制度更重要

第一访谈
本报记者张立伟北京报道

6月21日，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指出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更为严重的是起点不公平。他说：“收入分配差距已经影响了社会稳定。”
据国家发改委的报告，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到合理值的上限，达0.4左右；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收入的4.6%。
贫富差距的拉大已开始影响经济发展的健康和速度，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即将启动。
“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让劳动者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是此轮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董保华，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参与新的《劳动合同法》论证。
最近，董保华就最低工资制度接受本报专访。他认为，现在的劳工标准已经很领先，最低工资可以逐步提高，但主要问题在于执法不严。“如果高标准，宽执法，只能让有关法律规定成为观赏法。”他说。

我不相信很多地区违法
《21世纪》：最近有一种说法，“如果按照最低工资要达到月平均工资40％—60％的国际通行标准，全国没有一个省市的最低工资达到要求，”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董保华：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提出了这一观点。这是一个严厉的指责，令全国震惊。但是问题在于，他指责的对不对？我认为，他错了，劳动。他列出的最低工资和社会平均工资不是同口径，不能作简单比较。
所谓平均工资计算口径主要指工资总额，它包括计时、计件工资，奖金、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六项，是税前统计。最低工资是免税概念，并且不包含福利和社会保障，部份地区不包括社会保险。所以，我不太相信很多地区违法。
《21世纪》：能否举例说明？董保华：以上海为例，上海最低工资标准是690元，上海去年社会平均工资是2235元，最低社保和公积金是241元，如果统一口径比较，即690元加上241元后，约相当于平均工资的41.7%，这只是加进去一项，如果把津贴、补贴、加班工资全加进去，这一数字可能是50%左右。上海最低工资标准不仅合法，而且要高出40%的比例。

从数字上看不出各地有很大差距
《21世纪》：你刚才说，上海最低工资不包含社保？
但是地方政府做法很不一样。有关规定是怎样的？董保华：最低工资是否包含社会保险在内，劳动部在这方面的规定不清楚。举例来说，目前上海和广州的最低工资分别是690元、684元。但是，上海的最低工资里面明确规定不包含社保，而广州的包含社保，因此，广州的最低工资比上海不是少6元，而是少一两百左右。但是现在，从数字上看不出这么大的差距。你知道临时用工合同范本。
《21世纪》：加不加社保对最低工资总额影响是很大的。可否这么说，各地最低工资实际上没有可比性？或者说有的地方可能明涨实降？
董保华：比如，珠三角地区为了吸引劳动力，2004年底调高最低工资，把社会保险添加进去。长三角的江苏随后也将最低工资从620元提高到690元。但实际上，江苏提高后的最低工资反而是降了。因为如果剔除社保，最低工资水平远低于原来不含社保的620元。
《21世纪》：正在制定的薪酬体系是否会避免这种状况？
董保华：最低工资对区域经济有风向标作用，下一轮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劳动部应该不能允许不同口径的存在。

劳动标准不是越高越好
《21世纪》：您参与论证新的《劳动合同法》，在薪酬设计方面，法规有什么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董保华：《劳动法》调整劳资关系主要是三个层次，宏观层面是劳动基准法，最直接体现就是最高工时和最低收入的规定。中观层面，就是集体合同，通过集体谈判用手投票，微观层面就是劳动合同，用脚投票。在薪酬方面，应该是通过中观的集体三方谈判来解决。
不过，现在正在制定的《劳动合同法》要求在微观的劳动合同中全面提高保护劳工的法律基准底线，加强政府干预。原因是企业缺乏工会组织，员工没有集体协商谈判的机制和能力。
《21世纪》：这样做是否更有利于帮助保护职工，提高工资标准？
董保华：企业千差万别，不应该是国家直接与企业去谈判。应该加大工会改革力度，让工会组织更多的代表工人。但不可否认的是，因为大多数现代企业主要靠人力资源管理，以具有竞争性的工资吸引和留住能力强的员工，工会的保护不够个性化。现在人力资源管理是以不同级别的工资待遇激励人才竞争，员工不再特别依靠工会。
《21世纪》：8月，新的《劳动合同法》将进行二读。您是觉得《劳动合同法》无益于提高最低工资吗？
董保华：中国现在《劳动法》的劳动标准已经很高，主要问题在于执法不严。最新的《劳动合同法》草案正在将中国的用工标准全面推高，这将提高执法的成本，目前的法规都不能真正执行，提高标准执行起来更加困难，有人认为劳动标准越高越先进，其实劳动标准不是越高越好，关键是要合适。只有合适的才是先进的，再高的标准如果不合适也是落后的。因此，劳动法应该是低标准，严执法，而不是高标准，宽执法，劳动部门应该真正依法维护员工利益。本人认为，劳动合同立法应当低标准、广覆盖、严执法。这才是社会法的真正核心思想，可是却被人贴上“合同法”“资方”的标签。

收入分配制度应照顾到各个层次
《21世纪》：很多人在抱怨垄断性企业的工资远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正在设计的薪酬体系是否会解决这个问题？
董保华：垄断分国家垄断和经济垄断。经济垄断，解决他们收入过高的答案不在劳动领域，而在市场，想在工资设计方面解决是不可能的。
但政府可以做出一些限额规定，将他们员工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挂钩，高出的部分征税。
《21世纪》：您对薪酬设计提出什么建议？

董保华：中央这次考虑收入分配制度应该注意照顾到各个层次，不能让最低工资制度孤军深入，而是建立全面的分配与保障体系。我认为，政府应该建立与劳动关系分离的独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没有劳动关系也就拿不到社会保障。政府可以对垄断企业员工工资高出社会平均水平的部分课税，纳入社会保障，分配给没有劳动保障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