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切国家的法院对法律规范是否违反宪法规范都具有疑问权和判断权，宪法规范的司法适用性问题就简单得多。而实际上，受制度基础、社会背景及政治理念的决定和影响，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法院都同时具有这两种权力，有的国家的法院只具有两种权力中的一种权力，甚至其中任何一种权力都不具有。
三、宪法司法适用性的可能性
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有适用宪法的必要性，但法院是否具备适用宪法的条件和可能性呢？
（一）宪法作为违宪审查的依据
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能否依据宪法审查作为案件审理依据的法律，即法院是否具有违宪审查权，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情况：
第一，法院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既无怀疑权又无判断权，法院只能机械地适用法律审理具体案件，不能适用宪法作为判断当事人之间纠纷的根据，即宪法不具有司法适用性。例如，在法国型的宪法委员会审查体制下，普通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只能依据法律规范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纠纷作出判断，既不具有对法律规范是否违反宪法规范的疑问权，更不具有对法律是否违反宪法的判断权12.法院不是请求宪法委员会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审查的法定主体。
第二，法院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有疑问权但无判断权，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如果认为该案件所适用的法律违反宪法，向特定的机关提出审查请求，由特定机关判断法律是否符合宪法13.例如，在德国型的宪法法院审查体制下，审理具体案件的普通法院如果认为作为该案件审理依据的法律违反宪法，裁定诉讼中止，再提请宪法法院作出判断。宪法法院依据宪法作出法律是否符合宪法的决定：如果认为该法律符合宪法，则普通法院依据法律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作出法律上的判断；如果宪法法院认为该法律违反宪法，则普通法院依据其他符合宪法的法律或者宪法法院对宪法的解释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作出判断。
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审查体制下，在理论上，普通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认为所适用的法律违反宪法，可以请求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此作出判断，如果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认为法律符合宪法，普通法院则适用法律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作出判断；如果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认为法律违反宪法，普通法院则依据其他符合宪法的法律或者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宪法的解释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作出判断。即普通法院对法律是否违反宪法具有疑问权，而不具有判断权。由于这一体制缺乏必要的程序，在实践中，实际按照上述程序进行操作的实例还没有出现过。
我国是实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审查体制的国家，法律是否违反宪法的判断权属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不属于法院。立法法第90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可见，在我国，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如果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相抵触，裁定中止诉讼，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请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最终决定这些法律规范是否违反宪法规范。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经审查认为案件中所适用的特定法律规范违反了宪法规范，法院则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宪法的解释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作出判断。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如果适用的是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能否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法律的合宪性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疑问，立法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我国宪法第5条明确规定，一切法律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因此，法院对法律的合宪性具有疑问权是不言而喻的。
齐玉苓案与宪法的司法适用
第三，法院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既有疑问权又有判断权，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如果认为该案件所适用的法律违反宪法14，则不适用该法律，而适用其他符合宪法的法律或者法院自己对宪法的解释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作出判断，即法院既可依据宪法判断法律是否有效，也可直接依据宪法对纠纷作出判断。如在美国型的司法审查体制下，审理具体案件的普通法院自身即有权对法律是否违反宪法作出判断，如果认为法律违反宪法，则直接适用宪法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作出判断15.
各国法院在能否依据宪法判断作为具体案件审理依据的法律上之所以存在上述差异，主要原因是：（1）法院对宪法是否具有解释权。法院适用宪法审查法律，必须既有权解释法律，又有权解释宪法，既有权知道法律的含义，又有权知道宪法的含义。法院如果仅仅具有法律解释权，通常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只具有疑问权，而不具有判断权；如果既具有法律解释权，又具有宪法解释权，法院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就既具有疑问权又具有判断权。可以想见，法院在对宪法没有解释权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法院在不知道宪法含义的情况下，如何去依据宪法判断法律是否符合宪法。（2）是否存在先例约束原则以及法院体制的不同。英美法系国家（除英国外）的法院都有违宪审查权，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传统即“先例约束原则”有着很大关系。依据“先例约束原则”，上级法院作出的判决对下级法院今后审理类似案件作出判决时具有约束力。这一意义上，判决上升为判例，成为法的一种渊源。就违宪审查而言，上级法院认定违反宪法而在具体案件中拒绝适用的法律、命令，下级法院也必须拒绝适用，不承认其效力16.同时，在英美法系国家，通常只设置一套法院系统，这样就更加保证了上级法院的判决为下级法院的判决所效法。而大陆法系则不同，它不存在“先例约束原则”，上级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以后的判决没有约束力，因此，如果上级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某项法律、法规违反宪法而在判决中拒绝适用，下级法院在以后的判决仍然可以认定该项法律、法规符合宪法而予以适用。同时，由于法院系统不一，即使某一系统的法院认定某项法律、法规违反宪法而在审理具体案件中拒绝适用，但这一认定对其他系统的法院没有约束力，它们仍然可能适用被另一系统的法院认定为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17.在大陆法系国家，法院之所以没有违宪审查权，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如政治体制、政治理念、历史传统、宪法与法律的关系等。
（二）宪法作为审理具体案件的直接依据
关于宪法能否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法规范依据，即法院能否直接依据宪法规范判断当事人之间发生的实体权利义务纠纷，将宪法规范作为判决的直接依据，我国宪法学界存在以下三种看法：
1、否定说。持此说的学者认为，宪法不能成为法院判案的直接法规范依据18.主要理由是：其一，1955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研字第11298号对当时的新疆省高级人民法院曾经作出批复即《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引用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的复函》。全文如下：“你院（55）刑二字第336号报告收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国家的根本大法，也是一切法律的”母法“。刘少奇委员长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它在我国国家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上，规定了什么样的事是合法的，或者是法定必须执行的，又规定了什么样的事是非法的，必须禁止的。’对在刑事方面，它并不规定如何论罪科刑的问题，据此，我们同意你院的意见，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引为论罪科刑的依据。”其二，最高人民法院在1986年10月28日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法（研）复（1986）31号」中，认为法院在制作的法律文书应引用的法律规范性文件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不可以引用的规范性文件包括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各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发布的决定、决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和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和批复等，同样将宪法排除在可以引用的法律规范性文件的范围之外。其三，宪法虽然是国家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是它不能成为司法机关进行检察和审判的依据，因为宪法中只规定了原则性的东西，未明确规定定罪量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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