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最近披露了一起空手套白狼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案。案件的被告人刘有贵曾经是江苏省南京市江浦县的副县长、六合区的副区长。他以借来的400万元起家，下海不到一年，就成为坐拥1514亩住宅用地的“地主”；几年过后，他成为身家过亿的大老板。

《法制日报》将该案定级为“罕见”，其实，有点抬举这为副县级的“倒爷”。如果旁观这几年中国红火的土地“倒卖”市场，刘有贵其实只是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娴熟运用潜规则的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和前不久刚刚获刑的上海的周小弟比较，甚至是小巫见大巫。周小弟2001年9月至2006年11月，为牟取买卖土地使用权差价，周小弟、徐建刚以懿德公司名义，在尚未支付全部土地出让金、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况下，以联合开发为名，先后将懿德地块2000余亩土地的使用权，以每亩50多万元至100多万元人民币不等的价格，非法倒卖给其他几家公司，从中收取了土地出让款20亿余元人民币。

可见，倒卖土地牟利，已经成了某些曾经在台上的土地官员的最佳“换防？模式，不仅仅是官员倒地，前不久央视《经济半小时》披露，我国房地产商囤积土地倒卖土地严重，有三分之一根本不盖房，而专司倒卖土地，作为开发商的潘石屹对此予以证明。想知道创业成功人物。而诸多“地王”数年荒芜的事实更是这些倒地事件的最典型的写照。这说明，倒地的确已经成为部分官员、权贵和开发商集体行动的逻辑。在他们的“人脉”面前，国家关于土地管理和安全的法律堤坝集体决堤，自然成了无用的摆设。

更耐人寻味的是，今天土地管理部门掀起了所谓的“执法风暴”，可是迄今为止，我们尚没有看到令国人振奋的大案要案。土地。和重庆的“打黑斗争”相比，土地部门的执法成了茶杯里的风暴。面对土地执法部门的柔弱，今年火爆的土地市场更是遍地地王。前不久，顺义天竺在当地国企和当地政府的一致努力下，诞生了据说是“最后一个地王”。而这种地方政府纵容国有企业炒土地，和地方政府口口声声要控制房价，不支持高房价简直成了莫大的笑话。

笔者一直认为，在土地供应寡头垄断的体制下，限制炒地皮的最好工具就是严格土地执法，提高违法者的成本。然而，在民众期待土地市场亦如同重庆打黑一样掀起一轮执法风暴的背景下，土地执法部门的“重拳”至今却迟迟没有挥出，听说土地法。既没有以前荒芜的地王依法收回，其实创业项目加盟。亦没有对违法土地法规的其他行为给予重罚，作为国家公器的《土地法》成了尴尬的无用摆设，在“地王”狂欢的盛宴中甚至连可怜的呻吟都被淹没。最具典型的是盈科在朝阳区的一块土地，在闲置数年之后公然被倒卖，盈利数亿，成为对土地管理部门发誓要严刑峻法的最大嘲讽。

这样，一方面是稀缺的土地，另一方面却形成了从官员到权贵到开发商的完整的炒地的食物链。整个食物链的运作之嚣张，令人惊叹，国家土地法规基本被化于无形。刘有贵的案子的知情人一语道破天机：单靠刘有贵，他真能自导自演玩这出“空手套白狼”吗？如果没有那些“还在台上的朋友”，他恐怕连一亩地也搞不到，光土地出让金就能让他憋死。笔者前段时间在媒体曾言，当下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绝大多数是“违法”泡沫，而违法泡沫的后面则是令人发指的权钱交易，要还土地法尊严，要使房地产重回理性，唯一的办法就是搞一场房地产领域的“打黑”战役，挖出那些卖弄人脉，践踏法治的黑手。否则，土地法在这些人眼里，永远都是个不中用的玩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