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依法构建量刑“标尺”，正确处理法定刑各刑种(或刑期)之间的数量关系，明确其中1个刻度等于多少不同性质的刑罚量，用以计算处罚轻重的具体程度，是实现量刑精确制导的必然选择和前提条件。

　　二、理性评价量刑情节，科学计算罪责程度

　　如前所述，罪行是指具有特定犯罪构成的行为模式或者符合特定犯罪构成起码要求的现实行为;刑事责任是指国家司法机关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轻重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依法对犯罪人所进行的“非难”(否定性法律评价和道义谴责)，并依非难的严厉程度强制犯罪人承担相应的后果(主要表现为刑罚处罚)。罪行决定刑罚适用的基本范围，刑事责任决定刑罚适用的具体程度。刑事责任是连接“罪行”与“刑罚”的桥梁和纽带，对罪刑关系起调节作用。这就是说，罪行的轻重与刑事责任的大小未必成正比，而刑罚的轻重与刑事责任的大小必须成正比，所以，量刑公正有时表现为“罪刑均衡”，有时则表现为“罪刑失衡”，但均应当表现为“责刑均衡”[11]。由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注：我国刑法学界有学者精辟地指出：“刑法上的责任意味着实施了违法行为的行为者所承担的规范性的非难或谴责，因此，最终决定责任大小的就是违法性的大小和有责性的大小之和。由于我国刑法理论通常不使用西方式的违法性和有责性这类概念，所以我们可将这里的违法性换成行为责任，而将这里的有责性换成行为者责任，这样便于理解。于是，我们可以说，责任的大小取决于行为责任大小和行为者责任大小之和。”(顾肖荣，吕继贵.量刑的原则与操作[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15.))都是决定罪责轻重程度的根据，所以，不同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具有不同的罪责程度。那么，应当怎样计算特定犯罪人的罪责程度呢?

　　(一)正确定罪是理性评价罪责程度的前提

　　正确定罪是量刑适当的前提，但是定罪正确不等于量刑适当。所谓定罪，是指认定某一具体行为是否满足犯罪构成起码要求的刑事诉讼活动，其标准是犯罪构成。不同罪行具有称谓不同、内容特定、形式各异或者数量不等的若干构成要件，从而表现为形形色色的样态。由于犯罪构成是唯一的或者说是与众不同的，所以根据构成要件的数量、名称、内容或者形式的不同，就能将这种罪行与那种罪行严格地区别开来。

　　罪名与罪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国现行《刑法》共规定了436个罪名，共包括847种罪行，其中有128个罪名只包含1种罪行(称为单一构成类型的罪名)，其余308个罪名分别包含2～4种罪行(称为集合构成类型的罪名)，因而对绝大多数罪名还可以根据其包含罪行的多寡，再细分为该罪名的基本罪和相对于基本罪的重罪、更重罪、最重罪或者轻罪、更轻罪等罪行。因而“定罪的内容十分广泛，它不仅包括确定行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而且还包括重罪与轻罪等”[12]。由于不同罪行配置不同轻重的法定刑，而法定刑幅度的宽窄与上下限度的差异对量刑轻重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定罪错误往往会造成法定刑适用错误，从而导致量刑的畸重畸轻。

　　在我国刑法中，犯罪事实、犯罪构成事实、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4个概念，严格区分它们之间的界限对于定罪与量刑至关重要，但因它们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很多人搞不清楚，所以有必要在此加以廓清。所谓犯罪事实，是指发生在犯罪过程中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行为客观危害和行为人主观恶性的一切事实情况，它包括犯罪构成事实和非犯罪构成事实，后者是量刑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犯罪构成事实，是指特定犯罪构成诸要件所涵盖的一切主客观事实情况。根据现行《刑法》规定，有些犯罪构成所涵盖的事实情况，必须全部具备才能定罪;但是，有些犯罪构成则具有若干选择要件，有些构成要件则包含若干选择要素，只要具备其中任何一个选项便可满足定罪的法律要求，于是这类犯罪构成所覆盖的主客观事实情况便多于定罪的需要。因此，凡是用以充足犯罪构成起码要求的那些事实情况，都是定罪情节;定罪后剩余的那些犯罪构成事实，理所当然地转化为量刑情节。所谓非犯罪构成事实，是指特定犯罪构成诸要件没有涵盖的其它犯罪事实，例如，作为故意杀人罪核心要件的危害行为，是指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至于剥夺他人生命的方法、手段，法律在所不问。因为故意杀人可以表现为“作为”，也可以表现为“不作为”;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所以“暴力”虽然是实施故意杀人罪常见手段，但它只是故意杀人罪的非犯罪构成事实。其他诸如故意杀人的目的和动机也是如此，均属于该罪行的量刑情节。

　　总之，所谓定罪情节，是指满足犯罪构成起码要求的那些主客观事实情况;所谓量刑情节，是指定罪情节以外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主客观事实情况。划清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的界限，是量刑精确制导的理论基础;禁止将定罪情节重复评价为量刑情节，是量刑公正的基本保障。

　　(二)量刑情节是评价罪责程度的惟一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