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学界有学者正确地指出：“量刑情节在量刑过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它是决定宣告刑的客观依据。刑法依据各种犯罪的性质以及社会危害的程度而规定了轻重不同的法定刑，它们从总体上规定了对犯罪人裁量刑罚的范围。也就是说，法定刑已经解决了此罪与彼罪(包括重罪与轻罪)在适用刑罚上的总体区别，但它还没有解决同一性质的犯罪(即同一罪行的案件中不同情况的案件)应如何适用刑罚的问题。而量刑情节则是专门用于解决此类问题的。”[13]由此可见，法定刑与罪行相匹配这一事实本身，就从上一层次限定了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的轻重范围，至于在法定刑范围以内或者以下判处刑罚的具体范围，只能由量刑情节来决定。所以，在正确定罪并找准法定刑的前提下，量刑情节是评价罪责程度的惟一根据。

　　根据现行《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刑法理论的概括，目前可供适用的量刑情节至少有336种。量刑情节包括表明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情节(共236种)和表明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度的情节(共100种)两大部分，前者只能发生在犯罪实施过程中，后者却存在于罪前或者罪后。此外，还可根据量刑情节的不同渊源，将它们划分为法定量刑情节与酌定量刑情节、司法解释规定的量刑情节与定罪后剩余的犯罪构成事实转化而来的量刑情节四类。其中：有的是从重处罚情节、有的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统称从宽处罚情节);有的是单功能情节，有的是多功能情节;有的是总则性情节，有的是分则性情节。(注：所谓总则性量刑情节，是指由《刑法》总则和司法解释规定的适用于一切罪行或者多数罪行的量刑情节;所谓分则性量刑情节，是指《刑法》分则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只能适用于某种罪行或者少数罪行的量刑情节。)将这些渊源不同、性质不同、功能不同、效力不同和适用范围不同的情节组合起来，便是我国刑法中的量刑情节体系[14]。

　　在《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量刑情节中，共有36种多功能从宽处罚情节。所谓多功能从宽处罚情节，是指具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多种选择功能的量刑情节。(注：其中，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12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7个，从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4个，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13个。)既然一个量刑情节具有两三种可供选择的从宽处罚功能，那么应当根据什么来选择适用哪种从宽处罚功能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5月9日《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的精神，选择的根据主要是“犯罪轻重”和该情节在案件中的“具体表现”。因此，凡罪行极其严重或者罪行重大的，一般选择从轻处罚;罪行较重的，一般选择减轻处罚;罪行较轻或者轻微的，一般选择免除处罚。(注：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是指法定最高刑为死刑之罪;所谓罪行重大，是指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之罪;所谓罪行较重，是指法定最低刑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所谓罪行较轻，是指法定最高刑为5年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所谓罪行轻微，是指法定最高刑为2年或者1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

　　案件具有的每个量刑情节都能从某个侧面揭示行为人一定的罪责程度。量刑情节在量刑中的“重要性程度”和在案件中的“具体表现情况”，是理性评价特定量刑情节影响罪责轻重的两个重要方面：(1)所谓量刑情节在量刑中的“重要性程度”，是指将案件具有的某个量刑情节置于相关的其它量刑情节之中，通过不同“性质”的比较，据以判断其危害危险程度。(注：所谓“危害危险程度”，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的简称。)例如，预备犯、未遂犯和中止犯这3种量刑情节所反映的社会危害程度就有轻重之分;偶犯(初犯)、再犯、重犯和累犯这4种量刑情节所反映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就有大小之别。(2)所谓量刑情节在案件中的“具体表现情况”，是指将某个量刑情节置于同种情节的范围之内，通过对不同“表现”进行比较，据以判断其危害危险程度。例如，同样都是“累犯”，但刑满释放不久实施犯罪与刑满释放三四年以后才犯罪，累犯重罪与累犯轻罪等，各自反映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就不相同;同样都是“自首”，但在立案前自首与立案后自首、犯罪较轻自首与犯罪较重自首、主动自首与走投无路自首、自首认罪与自首不认罪等，各自反映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就有所差别。总之，量刑情节的性质决定其影响危害危险的份量，量刑情节在案件中的具体表现决定其影响危害危险的程度，两者相加便是一个特定量刑情节所表明的危害危险程度。除了这两个方面之外，究竟还有什么可以作为理性评价的内容呢?离开量刑情节的理性评价，何以判断罪责程度呢?

　　(三)量刑情节“积分”是罪责程度的表达方式

　　不同案件具有不同性质、不同表现和不同数量的量刑情节，从而对犯罪人的罪责程度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应当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理性评价每个量刑情节所反映的危害危险程度，并用一定数值(积分)表达出来，这种评价方法能使办案人员对犯罪人的罪责程度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升华，真正作到心中有“数”。美国著名科学家汤姆生指出：对于“你所研究的问题，如果不能用数字来表示，那么你的认识是不够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你的思想上，还没有上升到科学的阶段”[15]。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在特定的理论中，只有包含数学的部分才是真正的科学。”[16]由此可见，对量刑情节的理性评价积分，是犯罪人罪责轻重程度的最佳表达方式。

　　1.从重、从轻处罚情节的理性评价积分标准

　　在目前可供适用的336种量刑情节中，有329种是从重和从轻处罚情节(含可以选择从轻处罚的36种多功能从宽处罚情节)，约占全部量刑情节的98%，足见其适用频率很高。因此，只要从重、从轻处罚情节得以量化，减轻和免除处罚情节的量化就不在话下。

　　那么，当犯罪人具有某个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时，究竟在法定刑范围内对其从重或者从轻多少呢?对此，《刑法》、司法解释和刑法理论均无现成答案，只能由办案人员联系具体案情和犯罪的时间、地点，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在这里，评价模型和评价指标的科学设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此，应当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根据《刑法》第62条关于限制从重和限制从轻的规定，要考虑从重或者从轻处罚空间的情节容量，到底容纳几个情节才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将从整体上影响刑罚处罚的轻重程度;另一方面，要考虑量刑情节的1个积分与量刑空间的1个刻度相对应，揭示量刑情节的多寡及其积分高低与刑罚轻重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三，还要考虑评价模型的直观性、简便性和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于是，在我们面前就存在着三种选择：(1)假如犯罪人具有1个从重或者从轻程度最高的量刑情节时，便适用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势必“重者愈重，轻者愈轻”，导致处罚两极分化，显然不足为取;(2)如果犯罪人具有3个从重或者从轻程度最高的量刑情节时，才能适用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势必“重者愈轻，轻者愈重”，量刑显失公正，更是不足为取;(3)只有当犯罪人具有2个从重或者从轻程度最高的量刑情节时，才可以适用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此乃“该重则重，该轻则轻”，它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不失为评价模型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