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量刑情节的评价指标，有必要将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的理性评价积分，控制在5～45分的范围之间，从而给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的适用再留有一点伸缩余地，使其在宏观上形成公差(注：所谓公差，指“等差数列中相邻两项的差”。(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639.))为5的9种不同情形。但是，就一个具体量刑情节而言，由于其“重要性程度”和“具体表现情况”的评价极限与评价差异，实际上只能表现为高低限度不同的5种情形。(注： 参见下文所示“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整体积分’参数表”。)这就是说，从重或者从轻处罚空间，应当以恰好容纳4个积分中等的相应量刑情节为宜，即在量刑情节同向竞合的场合，只有具备4个积分中等(25分)的或者2个积分最高(45分)的相应情节时，才有可能适用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从而使那些从重处罚情节较多或者积分较高的犯罪人受到相对较重的处罚，使那些从轻处罚情节较多或者积分较高的犯罪人受到相对较轻的处罚。这是量刑公正之使然，也是刑罚个别化的要求，它对任何犯罪人来说都是公平合理的。

　　总之，在兼顾评价科学性和操作简便性的前提下，采取分析社会现象的“五级归纳法”，通过如下两个层面的选择评价，并用一定积分来表示评价结果，实现量刑情节积分与量刑空间刻度按“?1∶1”的标准相对接，便能将特定量刑情节所体现的罪责程度相对精确地计算出来。具体的评价模型和评价指标如下：

　　第一层面：评价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的“重要性程度”。这种评价是指将特定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与性质不同的其它相关情节进行比较，对其在量刑中的“重要性程度”进行如下五级评价，并表示为一定的积分。其积分标准如下表所示：

　　第二层面：评价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的“具体表现情况”。这种评价是指将特定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与性质相同的其它量刑情节进行比较，对其在案件中的具体表现分别进行如下五级评价，并表示为一定的积分。其积分标准如下表所示：

　　最后，将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的“重要性程度”评价和“具体表现情况”评价所得的积分相加，便是该量刑情节的整体积分。可见，量刑情节的“重要性程度”和“具体表现情况”这两个因素，是以交叉的方式共同决定一个量刑情节的整体积分的，从而揭开特定量刑情节影响处罚轻重的神秘面纱，使其“庐山真面目”显露出来。量刑情节“整体积分”的参数列表如下：

　　要特别指出的是，量刑情节理性评价“公差系数”是可以进行调整的，以便从整体上校正可能发生的刑罚打击误差。而且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将受到一定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社会和谐程度的影响，适时调整“公差系数”也应在情理之中。至于以5为公差系数是否恰当，理论上对此还可以进行讨论，我们可以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就这一问题形成共识，进而对其加以微调。

　　2.减轻处罚情节的理性评价积分标准

　　因为减轻处罚情节属于“特别重要”的情节，勿须再对其进行“重要性程度”评价，只要根据该情节在案件中的具体表现进行一次五级评价，在有限制的减轻处罚空间范围内分别减轻1/5、2/5、3/5、4/5或者5/5(直到底线)的刑罚，便可表明该情节对罪责程度的影响，(注：在这种场合，刑罚程度又是衡量罪责程度的标准。)从而达到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目的。鉴于减轻处罚是在从轻处罚空间的下限以下适用刑罚，所以减轻处罚情节积分应当超过100个从轻处罚积分，其计算公式为：减轻处罚情节积分=减轻处罚空间刻度×x/5(即减轻处罚情节理性评价积分)+从轻处罚空间100个刻度。既然减轻处罚情节积分包括了从轻处罚空间刻度，那么从轻情节积分事实上已经被减轻处罚情节积分所吸收了，所以，凡是犯罪人具有减轻处罚情节的，其从轻处罚情节积分均不再计入积分总量，也不可用之抵消从重处罚情节积分。

　　3.免除处罚情节的积分前提和积分量

　　免除处罚情节只能适用于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在犯罪人没有任何从重处罚情节，或者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场合，适用免除处罚情节的结果，必定是对犯罪人作有罪宣告但免除其刑罚处罚，所以不存在情节积分问题。如果犯罪人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免除处罚情节，就需要用免除处罚情节积分去抵消从重处罚情节积分，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量刑的公正性。那么1个免除处罚情节的积分量应当以多少为恰当呢?笔者以为，应当以101分为恰当(即从轻处罚空间100个刻度+1个空间刻度)，因为在犯罪人没有减轻处罚情节的场合，只有再加1个空间刻度才能体现免除处罚的要求。

　　4.多情节“逆向竞合”的解决方案

　　所谓多情节逆向竞合，是指犯罪人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从宽处罚情节的情形。例如，行为人参与非法拘禁他人且致人死亡，根据《刑法》第238条第2款之规定，其法定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然而，如果行为人既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本罪”，又在“犯罪后自首并有重大立功表现”，那么前者是“法定应当”从重处罚情节，后者是“法定应当”从宽处罚情节，这就等于刑法同时向法官下达两道内容截然相反的命令，即既要对犯罪分子从重处罚，又要对犯罪分子从宽处罚，不适用其中任何一种量刑情节都是违法的，于是办案人员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在这种情形之下，究竟应当怎样计算犯罪人的罪责程度呢?笔者认为，除了采取轻重情节积分“等量抵消”外，再也找不出更为科学的解决方案。所谓轻重情节积分“等量抵消”，并非是用一个从重处罚情节去抵消一个从宽处罚情节(因为两者的理性评价积分通常是不相等的)，而是指用从重处罚情节的1个积分去抵消从宽处罚情节的1个积分，最后剩下的只能是或重或轻的积分，它便是犯罪人的罪责程度。

　　(四)理性评价量刑情节是法官“自由裁量权”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