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激烈的主张立即撤销禁制令的是雨果。布莱克大法官。他说，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禁制令，每拖延一秒钟都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冒犯。他说，国父们在宪法里建立的新闻自由，其目的是为被统治者服务，而不是为统治者服务。他说，只有一个自由的，不受约束的新闻界，才能揭露政府的欺瞒。他本人厌恶美国参与越战，但是身为大法官，他不能公开批评行政分支的政策，他必须受司法分支职责范围的约束，所以他只能说，自由的新闻界的重大责任是防止政府任何一个部分欺骗民众，把民众送到遥远的异国，死在外国的热病、外国的枪炮之下。在我看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对越南问题的报道，不仅不应受到指责，而是应该为他们做了国父们曾经看得如此清楚的事情而受到表彰。这两家报纸揭露政府怎样把国家引入越南战争，恰恰是出色地做了国父们希望他们做，而且信任他们做的事情。最后，他抨击了政府机构的保密观念，他说，国家安全这个词过于宽泛，过于模糊，是不能进入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基础的法律的。以牺牲代议制政府知情权为代价来保护军事和外交秘密，这种做法不会为我们共和国提供真正的安全。

　　大法官道格拉斯留下他的意见就回乡度假去了。在他的意见书里，他说，发表五角大楼文件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这不是对新闻界实行预先约束的理由。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首要目的是防止政府压制新闻界，约束信息流通。他回顾历史说，国父们确立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为了防止有权势的人，利用早期反颠覆、反诽谤的法律来惩罚信息的传播。他说：政府内部的秘密性，本质上是反民主的，是在维护官僚系统的过错。对公共议题的公开讨论和争辩，对我们国家的健康，至关重要。

　　大法官布列南认为，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出的临时禁制令就是错误的。他在自己的意见书中表示，下级法庭和上诉法庭的总共19个法官，在处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几乎都判断失准。他为以后的判断提出了这样的标准：在以后的类似案件中，政府必须证明，发表这样的新闻将不可避免地、直接地、立即地造成这样的灾难，相当于使已经在海上的船只遭遇灭顶，否则，就没有理由发出禁制令，即使是临时的禁制令。根据这样的标准，他说，在本案中发出的所有禁制令，不管是什么形式的，都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

　　大法官哈兰，布莱克蒙和首席大法官伯格投票反对最高法院多数意见。他们说，最高法院处理此案的时间太急促，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新闻自由的保障不是绝对的。但是，一个星期后，伯格在对美国律师协会的讲话中说，在新闻界拥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闻自由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上，最高法院其实没有分歧。

　　最高法院6比3的裁决，在全国新闻界引起了难以言说的激动，因为这是他们的立身之本。不管是在此之前有没有参与报道五角大楼文件和越南战争的，现在都为最高法院的裁决欢呼。即使是最胆小的报纸也开始刊登关于五角大楼文件的电讯稿，通栏大标题到处可见。

　　在华盛顿邮报新闻室，等待最高法院公布裁决的时候，办公室一片寂静。只看到总编室的编辑帕特森从电报室冲出来，跳上桌子，向同事们大喊：我们赢了！顿时一片欢呼。编辑们记者们眉开眼笑地互相偿付这几天为此打赌的睹金。华盛顿邮报发行人格兰汉姆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我们无限感激，不仅是为了报纸，也是为了政府，为了有一个好政府，为了民众有知的权利。

　　7月1日星期四的上午版，华盛顿邮报开始继续刊登五角大楼文件的系列报道。

　　在纽约时报，最高法院将宣布的时候，纽约时报新闻室对外界关闭半小时。报社同仁们聚集在一起等待最高法院消息。当消息传到，新闻室里先是持续的寂静，人们难以相信这是真的，不约而同地完全被这个消息镇倒了。然后，突然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同事们互相拥抱，又跳又叫。纽约时报总编罗森塔尔说：这是光荣的一天。我们赢了，我们赢得了发表的权利。纽约时报随后的记者招待会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随后，已经准备好的五角大楼文件系列报道开始继续刊登了。

　　在波士顿，波士顿环球报的五角大楼文件资料都存在银行保险柜里。报社在等待最高法院公布裁决的时候，作出精心安排，一旦最高法院宣布解禁，他们就可以在银行下班关门以前把资料取出来。报社的一个助理编辑就站在银行保险柜门前等着。消息传到，他立即把资料从保险柜里取出。报社负责报道消防队新闻的记者，有一辆带警灯的车。他带着资料，亮着警灯，飞速把资料送往报社，准备继续发表关于五角大楼文件的报道。

　　十五、余波

　　由于最高法院的裁决，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一案是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为代表的报纸业的胜利而告终的，并且成为一个里程碑案件，为此后报纸和政府在谁决定新闻的争议上制定了游戏规则：保密是政府行政机构内部自己的作业程序，如果你认为某个信息需要保密，那就管住自己的工作人员，管住自己的文件，不要泄漏；报纸媒体一旦得到信息，就由报纸媒体自己来判断，是不是危及国家安全，是不是应该发表。新闻自由是媒体的特权，国家安全却不是政府的垄断。媒体有权自己来判断新闻，并且保护新闻来源。华盛顿邮报后来在揭露水门事件的过程中，从白宫内部来源得到重要消息。这一外号深喉咙的消息来源，过了近三十年，至今没有公开。

　　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以后，司法部唯一还能够做的是惩罚艾尔斯伯格，因为艾尔斯伯格是明知故犯地违反了作为国防部雇员承诺遵守的保密规定，把不能泄漏，不能复制的政府秘密文件复制多份，未经允许交给了国防部之外的人。联邦大陪审团同意起诉艾尔斯伯格犯下了偷盗罪和共谋罪。

　　由于艾尔斯伯格特殊的个人性格和行为，司法部在法律的范围内很难更重地惩罚他，比如，无法起诉他犯下间谍罪，一时也难以在他个人行为上找到更多的茬子。与此同时，尼克松当政的白宫建立了一个调查泄密的专门机构，管子工小组，这个小组在企图给艾尔斯伯格找茬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不正当手段，比如夜闯艾尔斯伯格的精神科医生办公室，企图窃取艾尔斯伯格的病历。这些不正当行为在后来的水门事件中曝光，被法庭认定政府有不正当行为企图迫害平民，从而驳回了对艾尔斯伯格的指控。根据美国的宪法传统，政府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来迫害平民，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艾尔斯伯格反而因为政府的不当行为而逃过了一劫。

　　虽然越南战争并没有如艾尔斯伯格期待的那样立即结束，但是此案在以后几十年的美国政治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水门事件和尼克松的辞职可以说是此案的继续。艾尔斯伯格本人成为体制外挑剔体制的斗士，他再也没有能够在政府内部施展他的才能，却时不时会出现在媒体上，反复地告诫，政府行政部门的权力必须予以约束和限制。最近，在纽约街头的反战示威游行中，又看到他站在前排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