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中共十七大报告已明确表示：“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既然如此，我们需要开始考虑如何重新界定台湾当局的法律地位。这要求我们及时调整自己的思维和定位，至少不再有意无意地将其作为内战时期的敌对政权或“一国两制”下的地方政府；[15] 否则，由于台湾政权是由多数选民选举产生的，简单否定其合法性必然会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而这对两岸的和平与稳定显然是不利的。在两岸长期分治的现状下，对台湾当局统治台湾地区的合法地位予以对等承认，并不会损害“一中”原则，反而有助于改善两岸实质性互动的成效。[16]

　　在国际舞台上，合法性定位的调整也要求我们反思未来的政策取向。目前，“台独”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台湾自1971年以后的国际活动空间太小。在和一些台湾友人交谈过程中，笔者发现不少台湾人——包括一些“蓝营”人士——抱怨大陆方面挤压台湾的“国际空间”。这种做法仍然是将两岸关系定位在一种敌对立场上，对于争取最大多数的台湾人民的支持是不利的。事实上，由于双方缺乏互信，两岸已经不知不觉地落入一种“囚徒困境”之中，相互之间为争取国际支持投入了大量本来可以用于内部建设的财政资源，并使许多拉美和非洲国家从中“渔翁得利”。在两岸建立充分互信的基础上，这种恶性竞争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它不仅使两岸都耗费了大量资源，而且也损害了双方的感情和信任，[17] 因而今后有必要建立两岸互信和维持现状的机制。在国民党赢得台湾大选后，两岸关系明显缓和，因而现在是大陆主动提出停止这种两败俱伤的外交竞赛的大好时机。同时，在国际舞台上，也有必要有原则地放宽限制，允许台湾参与某些非政治性的国际组织。[18] 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已经改变传统思维并开始朝这个方向努力。例如在2008年5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时明确表示：“促进恢复两岸协商后，讨论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包括优先讨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问题。”[19] 总的来说，在坚持“一中”原则的前提下，放宽限制、消除敌意应更有利于两岸的和谐相处，无疑有助于削弱“台独”在台湾人民面前的合理性和诱惑力。

　　2. 共同决定机制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任何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因此，两岸前途必须由两岸人民共同决定。这里的“共同决定”是指大陆和台湾人民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分别达成的一致决定，而不是指台湾和大陆作为单一整体的决定；否则，大陆人口是台湾的60倍，两者合而为一的必然结果是大陆“吃掉”台湾，因而形式上的“共同决定”实际上就成了大陆单方决定。根据十七大报告的精神，“共同决定”要求两岸关系的任何实质性变更必须同时获得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多数民意支持；否则，只要双方没有达成一致共识，就只能维持目前现状。笔者认为，共同决定机制为推进两岸政治谈判扫除了不必要的障碍。

　　在民进党执政阶段，双方政府谈判的一个重要障碍是对“一个中国”的态度问题。我们坚持“一中”原则作为谈判的基本前提，但是他们主张将“台独”也作为一个可能的“选项”。由于对这个大前提的认识偏差，两岸的实质性谈判迟迟不能进行。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解的角度。根据民主自决原则，确实所有的“选项”都是可能的。任何一个民族都可以从分裂走向统一，也可以从统一走向分裂。[20] 只要符合宪法规定的决定程序并符合绝大多数国民的意志，统一或独立都可以是正当合法的“选项”。关键在于这种根本选择必须是在各方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作出，而不是任何单方面的决定。[21] 将来大陆要实现统一，不能将这个选择强加在台湾地区之上，而必须建立在台湾地区自愿同意的基础上；同样，现在台湾某些人要独立，也不能将这个“选项”强加在大陆之上，而现在大陆政府和绝大多数人民显然都不同意“台独”。台湾政党可以讨论“台独”问题，甚至就此问题进行民意调查，但是台湾官方不能在没有大陆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独立或采取任何等效措施；[22] 任何这类单方面措施都是违宪无效的，而且大陆方面对此仍保留以非和平手段应对的权力。

　　由此可见，我们只需要坚持两点：一是“一个中国”的现存合法性，而这是连民进党也公开承认的主张；二是在目前“一个中国”的现状下，任何未来的安排都必须经过双方协商同意，而不能由单方面决定。这样，只要我们自己始终坚守“一中”原则，就足以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共同决定机制的好处在于不仅有助于打破僵局，而且也更能体现民主、平等的精神，争取更多的台湾民意支持。

　　3. 调整思维、认识台湾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未来的对台政策需要建立在深入理解台湾政治制度的基础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使大陆对台政策产生良好的效果，让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民认同自己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台湾政治制度的运作机制及其对大陆政策的可能反应。由于两岸政治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双方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以至有些政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偏离了决策者的初衷。其中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决定对台政策，而对台湾本地的民情却了解不够，因而某些政策反而加剧了台湾人民的抵触情绪。[23] 要从源头上遏制“台独”，惟一的选择是争取最大多数的台湾人民的支持，因而我们必须更多地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问一问他们究竟想看到什么样的大陆政策？他们中间为什么有人支持“台独”主张？[24] 如何使他们自愿地和我们站到一起？尤其是在2008年大选这样的关键政治过程中，如何理性地应对“台独”势力可能采取的各种方式的挑衅？如果不弄清楚这些问题，只是一味在政治上谴责“台独”，而不重视“台独”主张背后的民意基础及其形成原因，那么我们对台政策的效果就必然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