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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某选择的跳车地点是交通检查站附近，选择的时机是汽车减速缓行之时，既考虑了跳车时的安全性，又考虑了跳车后呼救求援的方便。按城市交通规章规定，汽车驶经交通检查站时，时速限制在5公里以内，以便接受交通警察的检查。正常情况下，范某在这个时候跳车，安全是有一定保证的，而三名被告人在发现范某要跳车后，明知加速会产生伤亡后果，还故意加大油门、加快车速，把范某推向更危险的境地，置范的死伤于不顾，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虽然具体实施驾车加速的是谢某，但是，致范落车摔死的责任应由三名被告共同承担。因为郑某、尚某不是此案的局外人，他们先是与谢某一起对范某实施了不法侵害，继而，又以车主和乘务员的身份，催促谢某加速：“快点开，摔死他”， “不管他。”快点开，就可能把范某摔死或摔伤，这便是明知的内容：“摔死他，不管他”这便是“放任”的实质。谢某果然紧密配合，闻声而动，加快车速，致范某落地摔伤而亡。因此，不能简单地把郑某、尚某催促司机的话仅仅看作是单纯的意思表示，而是主观犯意与客观行为的统一。三名被告人的行为差异，只是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不同，而对致范某死亡具有共同的犯意，实施了共同的侵害行为，共同造成了危害后果。他们已成为共同犯罪人，理所当然地要共同承担法律责任。 至于被告人等辩解为误认汽车一加速，就可阻止范某跳车，轻信能够避免危害后果的发生，则与客观事实相反。因为“轻信”必须要有一定的客观根据，或相信凭借于有利的客观条件能化险为夷，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可以转危为安。这些条件在此案中都不具备。如果被害人范某是准备跳车，身子还在车内，那么，被告人认为加快车速可以防止跳车的理由是可以成立的。但实际情况是，范某已将整个身子悬出车外，三被告人也明知这一点，此时加速，只能是危险更大，轻信能够避免又从何谈起呢？因此，本案不是过失犯罪，应以间接故意杀人罪，依法追究郑某、谢某、尚某的刑事责任。 （田宏杰） - [1] 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2] 参见陈兴良、曲新久著：《案例刑法教程》（上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3] 参见陈兴良、曲新久著：《案例刑法教程》（上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页。 [4] 参见陈兴良、曲新久著：《案例刑法教程》（上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