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亚福

《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草案）于23日提交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正案草案规定，名人富人超生，按违法生育行为发现时的上年总收入作为社会抚养费计征基数。违法多生育一个子女的，按照发现违法生育行为上年度总收入的2倍至6倍征收。（7月24日《长沙晚报》）

看了这则新闻，笔者有一个疑惑：“违法多生育一个子女的，按照发现违法生育行为上年度总收入的2倍至6倍征收”，在“2倍至6倍”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伸缩空间。例如，如果上年度总收入为10万元，那么社会抚养费可征收20万元，也可征收60万元，如此一来，是否会给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正是由于这种权力自由伸缩的空间，南京市今年5月就遇到了类似戏剧性的事例。据《南京晨报》报道，家住江宁区陶吴镇的江小姐与来自安徽的孙先生“先上船后补票”（先生孩子后领结婚证），被计生办罚交5万元社会抚养费。由于当事人向新闻媒体投诉，一周后，当地镇政府计生办找到孙先生，表示只要交3900元社会抚养费就可以了。

相隔一周，同样是这件“未婚生子”的事，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就从5万元降到了3900元，而其标准都是有文件可依的。征收5万元社会抚养费的依据是按旧的“江苏省计生条例”规定，2002年12月1日前出生的非婚生育孩子，父母双方罚款数额为孩子出生当年南京市人均年收入的总和，父母双方都要罚；而社会抚养费从5万降到3900元的依据是《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征收应为孩子出生前一年江宁区的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5至2倍，按“基本标准”数额应为3900元。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如果孙先生的事没有见报，社会抚养费会从5万元降到3900元吗？这给人们的印象是，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的随意性是不是太大了一点？计生管理部门可以“自由裁量”社会抚养费，其原因是社会抚养费征收法规制定不严谨，并往往会造成执法的不严谨。如此，计生法规与计生执法的权威性又如何保证呢？

发表于2007年7月25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