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侵害婚姻关系的行为追究民法上的责任，大体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演变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将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夫权的行为。在古代，夫权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在配偶之间，丈夫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可以支配之间的任何利益，其中还包括妻子的人身。在妻子一方，必须遵守夫权的约束，服从夫权，不得逾越丈夫的监控，更不得侵害夫权。如果妻子侵害夫权，要承担严厉的法律制裁，在古代法上，可以对妻和通奸者处以刑罚，直至剥夺生命;在近代，则追究通奸者的民事责任。这种制度，在近代的民法中依然存在，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夫权的尊崇和对妇女的歧视。

　　第二个过程，是将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责任，依照侵害名誉权的法律规定处理。这是二十世纪前期的通行做法。例如，大陆法认为，婚姻关系是一男一女终生共同生活体，它含有人格的因素，应当适用有关人格权的法律规范。所以，妨害婚姻关系情节严重的，可以认为侵害了受害配偶的人格权，从而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请求损害赔偿。台湾学者认为：“配偶与第三人通奸，受害配偶感到悲愤、羞辱、沮丧，其情形严重者，可谓为名誉权受到侵害，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相当之慰抚金。” (1) 在实践中，大陆法多数国家也以名誉损害责令这种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联邦德国在审判实践中，不仅对妨害婚姻关系的第三人追究名誉损害赔偿责任，而且在该婚姻关系依法解除后，还可以对有过错的配偶追究名誉损害赔偿责任。

　　认定破坏婚姻关系行为为侵害名誉权，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上分析，也是成立的。妨害婚姻关系行为侵害的双重客体，既侵害了社会主义的婚姻关系，也侵害了该合法婚姻关系中无过错配偶的名誉权。对于前者，没有人持不同意见，但侵害社会主义婚姻关系并不是构成侵权行为的要件。对于后者，很多人持反对意见，在理论上又没有作更多的研究，没有引起重视。例如有人认为，妨害婚姻关系行为所侵害的，主要的是社会主义婚姻关系，无过错一方所受到的名誉损害，或者是次要的，或者是没有受到损害。其实，这种损害客体是并列的，没有谁主谁从的问题。无过错配偶的名誉损害是客观存在的，不可否认。在民间，如果丈夫的妻子与他人通奸，丈夫通常被称作“王八”、“鳖头”、“绿帽子”等等，这足以证明他的名誉所受到的损害。虽然妻子的丈夫也与他人通奸而对妻子没有什么贬称，但这只能说明民间对妇女名誉权的不重视，而决不是说明她的名誉没有受到损害。妨害婚姻关系的名誉损害赔偿，其损害事实，就是配偶的一方与第三人通奸，而使配偶的另一方的名誉所遭到的损害。妨害婚姻关系的违法行为人在主观上有意图违反现行，妨害合法婚姻关系的过错。这种过错是故意的，即明知国家保护合法的婚姻家庭关系，对方(或自己)的婚姻关系是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却故意去实施妨害婚姻关系的行为;另一方面，在主观上放任受害人名誉损害结果的发生。过失则不构成该种行为的要件。以上分析足见依照名誉权保护的规定制裁侵害婚姻关系者，是有道理的。

　　第三个过程，是将破坏婚姻关系认定为侵害配偶权的民事责任。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从客观上会造成侵害配偶一方的名誉权的损害，但是，这种损害结果是一种间接的结果，行为所直接侵害的客体，是配偶权，造成的直接损害结果，是配偶身份利益的损害。因此，依破坏婚姻关系行为的实质，认其为侵害配偶权的侵权行为，是最准确的。

　　台湾的司法实践经过一段曲折，最终采用了侵害配偶权的方法。1952年，台湾“最高法院”台上字第278号判例否认夫权概念，认为与有配偶者通奸，不构成侵害他方配偶的夫权，但依社会观念，如明知为有夫之妇而与之通奸，系以悖于善良风俗的方法加损害于他人，应依民法第184条第一项后段就非财产上损害负赔偿责任。1971年台上字第86号判例否认与有配偶者通奸系构成侵害他方配偶的名誉，但肯定其系侵害他人家室不受干扰的自由，亦构成侵权行为。随后，台湾最高法院判例肯定通奸系侵害他方配偶之权利(夫妻共同生活圆满安全及幸福之权利)，但仍以民法第184条第,项后段作为请求非财产损害金钱赔偿的依据。" 台湾法院的上述做法的演变，正是反映了对侵害配偶关系第二个过程和第三个过程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