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夜，5名少年死后的第三天，媒体报道后的第二天，贵州毕节市宣传部门公布了5个孩子的姓名住址，同时表示对相关负责人“严肃处理”，但具体办案细节，仍未公布

11月19日夜，5名少年死后的第三天，媒体报道后的第二天，贵州毕节市宣传部门公布了5个孩子的姓名住址，同时表示对相关负责人“严肃处理”，但具体办案细节，仍未公布。

得知这一消息后，11月20日下午，北京市瑞风律师李方平和江苏志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封顶分别致信贵州毕节市公安局和教育局，申请公开两部门在处理五少年“被闷死”一事中的工作细节。

11月16日22时，在证实当天早上确实有孩子被冻死后，毕节人李元龙在凯迪网上实名发布了帖子《贵州毕节：五个流浪儿，为避寒闷死垃圾箱》，“五个流浪儿，在贵州毕节环东路，钻进垃圾箱避寒，被闷死了。”

事件迅速发酵，律师李方平也在网上看到了这则消息，“当时只是在传，我还不敢相信，想着政府能快点出来辟谣。”

18日，新京报、新华社相继发布新闻，确认了这一消息，并公布了官方初步调查结果，“5名男孩是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

19日夜间，毕节方面公布了5名死者的身份信息——陶中林，男，13岁；陶中井，合同补充协议。男，12岁；陶中红，男，11岁；陶冲，男13岁；陶波，9岁。5个孩子都住在临近的七星关区海子街镇擦枪岩村，他们的父亲是三兄弟。

毕节市方面表示，排查确认身份需要一个过程，并非刻意拖延公布隐瞒信息。

同时，毕节市宣布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严肃处理”：七星关区分管民政工作的副区长唐兴全及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区长高守军停职检查。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羿，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焦中华，海子街镇党委副书记、海子街镇镇长穆元兴，海子街镇副镇长刘洪玺，海子街镇中心校校长吴康琴，擦枪岩村干沟小学校长周旺，6人均被免职。

毕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唐光星对媒体表示，处罚人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健全完善管理机制。

但李方平和封顶并不这样认为，李方平对记者表示：“出了事情，光处理人不行，现在什么关键事实都没有，相比看合同补充协议。大家没办法进行进一步讨论，也就不可形成新制度。”

封顶也持同样的看法：“这样的问责有失公平，你为什么只问责区一级，再往上的领导不要负责吗？而且比问责更重要的是公开信息，辍学率多少啊，当地的教育情况啊，这些才是重要的。”

封顶曾做过中学教师，孩子也刚刚读小学，在他看来，本应上学的孩子流浪街头，教育部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5名孩子都是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年龄，当地政府及教育部门有义务防止适龄儿童辍学，这是《义务教育法》的明确规定。如果各级政府都能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这些花季少年就不可能在外流浪10多天，最终惨死。”

他选择向毕节市教育局申请信息公开，内容包括：“1.五名儿童是否是？当地教育部门为保障留守儿童接受义务教育，采取了哪些帮扶措施？2.有一名儿童未辍学，他所在学校在发现学生离校或旷课后，教育部门及学校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保障这名儿童的受教育权利？3.七星关区的城乡辍学率分别是多少？五少年中有四名儿童辍学，他们辍学的具体原因是？教育部门及学校采取了何种措施保障这四名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受教育权？是否有政府官员因为未能保障这四名儿童接受义务教育而依《义务教育法》等受到处理？4.区教育局局长张羿被免职的具体理由是？”

李方平认为，毕节方面的信息公开速度实在是太慢，“公安部门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5个孩子失踪，家长都报了警，但从报案到发现5名儿童死亡，整整11天。时间这么长，事发地点也不远，当地警方是否存在不作为？而且现在办案细节也都不公开，完全没办法得知新的信息，之后的讨论也就没法开展。”

李方平向毕节公安局申请了信息公开，内容包括：“当地公安部门和教育部门是否有联动机制，以应对学生离校出走的情况？如果有，具体内容是？11月5日监护人报案后，公安系统是否作为失踪案件立案调查？5名儿童集体失踪，是否应属于重要待办案件？公安系统是否通过报纸、电台等途径公告或其他方式履行搜寻职责？是否根据失踪天数逐级提高办案级别？从11月5日至11月16日，公安系统在应对‘5少年失踪’事件中，是否存在故意隐瞒事态的行为？公安系统内是否有相关责任人因此被调查处理？”

目前，两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已通过特快专递方式寄出，预计3～4日内将送达毕节市教育局和公安局。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教育局和公安局应在收到政府信息公开后15日内回复两位律师。

“我们希望能促进讨论的进一步展开，”李方平说，“也只有这样，对政府的问责才能彻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才能制度化。” 本报记者 刘星 庄庆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