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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有关道德行为的案件上升为公共事件时，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律的评判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德的导向。
江苏淮安卖豆饼的老太太周翠兰大概不会想到，自己几经周折将捡到的1700元现金交还失主，竟会被失主告上法庭。更让她想不到的是，这桩涉及金额6500元的“小官司”，居然引来如此强烈的舆论风暴。
许多人指责失主，人家捡到了钱，拾金不昧，主动交还，你不仅不感激，还反咬一口，这岂不是太不讲良心？而失主周继伟却表示，“现在周围人都知道此事，也有人说我在讹她钱，为了还我自己一个清白，所以我一定要将她告上法庭。”
当各执一端的道德争论已经无法为清白正名，重要的是抵达事实真相。正如著名法学家波斯纳所言：“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道德争论会进行得最为激烈；当人们缺乏可以客观重复的知识时，他们就会退守，依赖根植于个人心理和教养的直觉和个人经验。”
而人们对周翠兰的普遍同情，就是源于这种“普遍经验”：南京彭宇公交站台帮扶老人，却被告上法庭；广州李女士捡钱交还失主，却被失主指钱数不够大骂；重庆陈光德捡到一万元后归还失主，反被失主追要另外一万块钱——直到失主从自己衣兜找到另外那一万元现金……
在法律尚未给出裁决前，社会对捡钱者的同情支持，从一个侧面揭示人们对良善品德的美好期待，对“好人无好报”现象的本能道德反抗。这表明，我们社会依然有维护高尚道德的激情，依然呼唤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的主流价值观。
只是，从南京的彭宇案，到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再到周翠兰“拾金不昧”案，当一个个道德义举要通过法律来最终评判时，却显示出某种危机。
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法律的功能毋庸置疑。即便如此，我们依然无法想象，当越来越多的道德义举要通过法律来“认定”时，法律将何堪重负！法律是最低的道德，而社会公共生活应该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当我们一次次被迫用法律来评定道德行为时，已经是不自觉地在放低社会道德水准的底线。
但更应看到，当一个有关道德行为的案件上升为公共事件时，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律的评判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德的导向。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它无关杀人放火、无涉巨额财产而轻视马虎。
两年前，舆论普遍关注的南京彭宇案，真相的扑朔迷离、法律评判的缺席，已经让人们对践行道德的勇气大打折扣，有律师就给出了“做了好事，请先保留证据”的建议——可是，当人们搀扶老人、拾金不昧时，都要想着保留证据、以备打官司时，“好人好事”会不会从此成为一个传说？
从这种意义上讲，失主是否涉嫌欺诈，拾主或旁观者是否侵占了6500元，周继伟丢失的钱是否只掉在一处、被周翠兰一人捡到？对它的认定的意义，已经无法用金钱的数额来衡量。当道德义举再次无奈地需要法律来评判时，我们只有衷心希望，法律能挺身而出，还原事情真相，解答公众疑虑，捍卫道德底线，匡扶社会正义。只有如此，这一影响公众道德价值判断案件的判决，才能实现法律与道德的良性互动，给社会正确明确的道德导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