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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一日，第七届中国律师论坛召开。律师在我国法治建设中是功不可没的群体，青年律师是中国律师未来的支柱力量。然而眼下，收入不稳定、职业荣誉感淡薄、缺乏指导、心理压力大等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青年律师的生存状况，而入行最初的三年，成为青年律师普遍最艰难的时期。
实习：西服革履但经济拮据
8月28日晚上7时15分，律师林祥回到位于北京北三环的家里，这是他和朋友在北京合租的一套二室一厅房子，每月他要负担1000元房租。坐公交车回家的路上，他的衬衫在拥挤和闷热的车厢里被汗水浸湿。到家后，林祥顾不上换衬衫，一路小跑着来到小区菜市场，因为7点半菜市场就关门。他买了两个包子和黄瓜，这构成了他的晚饭。
林祥一脸疲惫，一边心不在焉地吃着晚饭，一边看邮寄来的通信费明细。通信费336元，这和房租、水电费加起来，占了林祥月薪3000元的一半多。“我出门办事轻易不会打车，已经半年多没买过一件衣服，这衬衫和西服还是以前在法院工作时候买的。除去办案的花销，还要给家乡的老婆孩子寄钱。”
林祥把自己窘迫的生活告诉老乡，但他们都不信。“在他们眼里，我来北京做律师，是挣大钱的。他们听到的传说都是，北京的律师个个都年收入几十万。”林祥自嘲地笑着说，“看我穿着西服革履，出入高级写字楼，其实我经济很拮据。”
“我有心理准备，做实习律师是我最困难的一年，随后的两三年情况可能好一点，但也没有很大改善，无论如何我要坚持下去。”林祥给自己鼓劲。他大学毕业后在家乡江西找到令人羡慕的职业，在地方法院当了8年法官。其间，他考取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京发展。他现在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律师。
林祥所在的律所在北京的律师事务所中属于中档规模，律师30名，只有两个实习律师。“律所是合伙制，合伙人就是老板，老板有3个助手，叫工薪律师，而我是给工薪律师做助手的。实习律师其实非常难找到接收的律所，我是通过导师的关系才能进来。”林祥清晰地描述律所的层级，用来说明他目前的处境。
“所里另一名实习律师的情况比我还差，我毕竟工作了8年，有些积蓄。那个律师研究生毕业后来实习，每月2200元，除去房租和吃饭，所剩无几。我们都盼着熬过这一年，能成为工薪律师，那样就可以自己接案子了。”林祥说。
然而，即使能自己独立接办案件，情况也并没有林祥想得那么好。
魏清换到第三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一年多，平均月收入4000余元。魏清在第一家律所里度过一年半实习期后，换到第二家律所当工薪律师，底薪2500元，自己接办案件可以提成。两年下来，她的实际收入平均每月3000元。
“做工薪律师其实就是给合伙人当助手，我们主要做诉讼案件，我的工作就是准备诉讼材料。有的法律文书需要在案头写，有的证据需要去外面取证，反复开会研究案情，这些事情占用了大部分时间。即使有人来找我代理，我也没什么时间做大案子。当然，也不可能有大案子会分配到我头上。”魏清说。
魏清做工薪律师的两年里，独立代理了几起合同纠纷和遗产分割纠纷。她说，这都是合伙人的人情案子，挣不到钱。魏清说：“遗产分割的案子，合伙人象征性收三四千元，有的合同案子干脆就不收代理费。这些案子合伙人没时间做，就交给我来做。我费力做完也挣不到钱，三四千除了上交所里、请客答谢人情，自己能得到一千，但这还要扣除办案成本。”
执业：难以逾越“二八法则”
有两年律师工作经验后，魏清认为自己“单飞”的时机成熟了。她从第二家律所辞职，来到现在这家律所做执业律师，可以自己独立找案源办案子。她没想到，独立办案之后，事情变得更糟糕。
魏清在以前的律所做诉讼业务，非诉讼业务不熟悉。“诉讼业务我又接不到案子。刑事、行政案子我不代理，只代理民商领域的诉讼案件。但当事人看我太年轻，向所主任表示，希望换更有经验的中年律师来代理。没有案源我就没有收入，情况比做工薪律师时候还差。”魏清这样描述她独立接案后的遭遇。
魏清在换到第三家律所的最初半年里，有几次想放弃做律师职业。幸运的是，她遇到一个好主任，分配给她案子做。这一年来，随着她的业务成长，月收入终于突破4000元。她对目前的状况很满意：“我觉得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一些从外地来北京发展的年轻律师，甚至糊口都成问题。律师都能年薪几十万，是太不了解这行业的误传。我大学毕业5年了，现在是我们同学中的低收入者。”
林祥和魏清这样的青年律师在最初3年内的生存危机，并不是只存在于北京。广东明境律师事务所主任胡福传说，所里有的年轻律师工资竟为负数，因为没有接到案件而又要向律所交纳保险和管理费等。
上海首个青年律师生存状况调研结果显示，由于收入低、没有案源、缺人指导，使得执业前3年成了青年律师普遍反映的“最为艰难”的时期。特别是执业前两年，不少青年律师大多入不敷出。有近10%的青年律师因种种原因挨不过这段时期，最终不得不转行。
在上海市律师协会的7129名会员中，30岁以下的青年律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但在去年全市律师近28亿元的收入中，80%的收入来自中年律师。而在25-35岁的律师中，有60%的人年收入不足5万元，有车族的比例仅为3%。
广州市律师协会联合华南师范大学对177名律师进行的调查显示，35%的律师可支配年收入仅为3万元以下，属于低收入律师。42%的律师一年办理诉讼案件数量在10件以内，62%的律师一年办理的非诉讼案件在5件以内。
重庆市律师执业报告中，去年律师个人年收入仅3万元左右。部分律师特别是青年律师，一年收入不到两万元。江浙一些地区，执业第一年的月薪只有1000元。广东明境律师事务所主任胡福传用“高学历的低收入阶层”来形容青年律师群体。
管理学中的“二八法则”在律师界再次被证明为经典理论。上海市律协一项调查显示，全市律师28亿元总收入中，80%的收入由20%的律师创造。广东省的调查结果是，律师收入呈金字塔式，10%处于顶端，约20%处于偏上，而70%以上的律师则生活艰难。造成律师收入差异的最关键要素是案源。
案源：挥不掉的心理阴影
林祥9点来到东三环附近高档写字楼里的律所上班，做实习律师期间，他要坐班，这也制约了他自己出去跑案源。他案头放着近期要办理的4件合同纠纷案材料，他的工作是，给这4件案子找到各自相应的法律法规。
林祥说：“我的工作是找法条，所里没有律师助理，这就成了我的工作。工薪律师负责搜集材料和取证。我和工薪律师都不用找案源。”
林祥所在的律所里有3位合伙人，擅长的领域各不相同，但共同点是，他们都有源源不断的案子自动找上门来。林祥协助的合伙人曾经做过高级法院的法官，辞职后转做律师。由于建立了较好的人脉关系，几个城区里的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指名要他代理法律事务。“他每年要办的案子多到办不完，所以他挑案子，不是案子挑他。”林祥认为，可以挑案子是大律师的表现。
林祥很明白，案源等于收入来源，无论哪个律所，对于能找来案源的律师都另眼相待。所以，有经验的律师对于案件资源不会让青年律师分一勺羹。林祥所在所里的工薪律师，跟随合伙人四五年，虽然每年都加薪，但始终不能接触到案源的核心联系人。“在业务上，老律师愿意指导，但在资源上，他们却一点不放松。如果是请边缘关系人吃饭，合伙人就让工薪律师去，甚至也让我代替。但只要是请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核心人物，他们一定亲自去。”他说。
魏清在第二家律所里做工薪律师，自己没找到一起案子。在现在这家律所里，为找案源，她想了不少办法。比如，她充分利用同学资源，和在企业公关部工作的同学建立联系，希望推荐自己。另外，她曾经负责接免费法律咨询电话，这让她发现了一个和媒体搞好关系的渠道。只要是记者打电话来咨询或采访，她都热情回答，并告知对方自己的联系方式。时间长了，她的名字在媒体上偶有出现，增加了她的知名度。
魏清现在自己能找到案源了，但几乎都是标的额在万元以下的小案子。除了代理费低，真正让魏清发愁的是，她现在自己找来的案源，都是亲友、同学和老客户推荐的，她缺少开发新客户甚至建立固定法律服务的渠道。
魏清现在很清楚，身为“80%群体”的矛盾性。做工薪律师，没有找案源的压力，但收入低；做执业律师，进行风险代理，有可能获得高收入，但每天都面对找案源的压力。只有进入了“20%精英”的队伍，这个矛盾才能解决，然而不是每个律师都有这种运气。
压力：难以排解选择转行
听到“青年律师最难熬过最初三年”这句话，李萧潇深有同感，她就是在做律师的第三年决定放弃的。李萧潇之所以放弃做律师，一是觉得成本太高，不划算，另一个是对未来失去信心。
李萧潇是在大学法律专业学费陡增那一年考上大学的，每年学费6000元。毕业后，她考了两次司法考试，每年在辅导班一项上就花掉4500元。终于千军万马闯过独木桥，考取了律师资格证书。为了尽早完成实习，做了一年低薪律师。她说：“当时我每月就1200元，我的工作基本上是给律师沏茶倒水、打字复印，偶尔会写写法律文书。”
实习期满，李萧潇成了正式律师，但她的工作内容和以前变化不大。于是，李萧潇决定换工作。
到第二家律所，薪水虽然有所提高，但她业务不熟练，只能继续给律师当助手。半年后，她再次跳槽，这次她给自己定位为专门代理婚姻纠纷。所里照顾她，没有让她交保险费，但她找不到案源，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她觉得自己不得不再次换律所。
不了解内情的父母给李萧潇带来另一种压力：“家乡的亲友知道我在北京做律师，爸妈很骄傲，还给我定下目标。三年买车五年买房，十年之后能自己开律所，把家乡的弟弟妹妹带出来。我真是有苦说不出啊！”她哭笑着说。
这些压力交织在一起，李萧潇开始神经衰弱，常常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她想到那些没做律师的同学已经年收入6万、8万甚至10万元以上，自己仍在为每年能否有三五万元的稳定收入发愁。在拿到律师资格的第三年，李萧潇终于决定转行。
在第七届中国律师论坛上，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鲁斌、叶平律师将青年律师的生存困难罗列下来：收入少，经济压力大；社会资源贫乏，案源少；缺乏经验，引起社会偏见，造成执业困难；自身心理素质不稳。重庆市十几位优秀中青年律师在介绍经验时，无一不谈到自己执业最初三年的艰辛。
鲁斌、叶平律师分析，青年律师进入律师行业的成本高昂，这使他们负担过重。特别是在律所管理上，青年律师和其他律师不加区分，该交的费要交，该上的保险要上，该纳的税要纳，没有任何政策性倾斜，他们的发展得不到鼓励。
所幸的是，全国律协已经意识到青年律师的生存危机问题。2002年全国律协成立了专门的教育委员会，与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律师组织合作举办了多项律师培训计划，主要培训对象就是青年律师。此外，在全国律协指导下，一些省市纷纷建立了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为青年律师提供帮助。另据来自全国律协的消息，旨在扶植青年律师成长的倾斜政策正在制定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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