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有一次我在长春出差，到一所医院去视察，当时医生也向我谈了许多他们的想法，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对病人的态度一定要好，我知道你们也很不容易，你们是医改的一支积极力量，如果你们有什么牢骚和不满的话，向我发，但不要向病人发。”（据新华网北京2月28日电 温家宝讲述了一个自己亲历的故事）
温总理要求医生有牢骚和不满向总理发。总理是政府的代表，总理实际上就是要求医生对过去因医改导致的弊端而产生的牢骚和不满向政府反映，不要丢给病人。
这是继卫生部高官2月3日公开承认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在于“政府对卫生投入严重不足，配置医疗卫生资源的能力严重削弱”以来，一个月内，国家再一次揭示医患纠纷频繁化的根源和机理。
上次笔者谈到，医患矛盾的根本所在，即医疗损害广泛存在，甚至在损害数量上不断扩大，在损害方式上不断离奇的“机缘”不外乎利益。“政府对卫生投入严重不足”，就是早些时候所提出的政府甩财政包袱。政府把“包袱”甩给了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卖归商人。商人的根本价值观是赚钱，绝不是完成政府应尽的公共职责。那么，商人就把“包袱”堆给了患者。由于追求利益的不断膨胀，商人掌管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纷纷使用大检查、大处方、大手术等等过度手段，必然造成医疗过错损害的泛滥。结局是患者及其家属“人财两空”、债台高筑。这是“政府→医方→患方”的单线推责。患方没有向政府的追责机制。也就没有使利益转换机制形成正常的循环。患方只有找他的上家追责，无论难度有多大，这就是各种各样的医疗维权。即，政府“实际上是把医务人员和人民群众推向了利益的对立面”。作为医方，早就应该把这些情况不断向它的上家——政府反映。而不应该使用“钢盔”、“警察”等耸闻手段。
医院作为公共卫生系统的重要“器官”，政府通过它可完成部分公共利益职能。医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病人可以信赖和应当信赖的“天使”。处于生命健康边缘的病人能够把生存和康复的希望寄托于医生，把作为人的最核心的价值托付给医生，这是医生的职业尊严和骄傲。
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过程中需要倾听基层的声音。医生既然肩负国家和人民的托付，就应当及时把执行国家政策中遇到的问题向上级政府反映。有问题不反映，就不是国家的好员工；有问题还向求救于你的病人推责，更不是人民的好医生。辜负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双重期待。
温总理的话，言简而意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