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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级法院院长齐奇在向省人大作的法院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了杭州中级法院审理的一宗上市公司“海纳科技”破产重整案，这一案件入选了2007全国最受关注的“维护和谐”十大案件。海纳公司15家债权人申报债权总金额达5.42亿元，其中债权本金4.05亿元；而截至重整申请受理日，该公司资产价值为1.1亿元。大股东大地公司按海纳资产价值1.1亿元为基数提供等值现金，用于清偿债权人。债权人的债权本金获得25.35%的清偿，债权人免除浙江海纳剩余本金和全部利息债权及其他债权。2007年10月24日召开的浙江海纳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中，各债权人就重整计划草案进行了表决，结果以12家同意、1家不同意、2家弃权通过了重整计划。法院裁定批准了这一重整，使其成为了法律事实。上市公司海纳科技得以重生免于破产。
浙江华联三鑫石化公司口号宣传计划总投资100亿元，要打造世界一流的PTA生产基地，年销售收入要实现150亿元以上。结果因期货交易等原因巨亏,债台高筑，停产一个多月，工人面临失业，巨额投资设备面临闲置报废。其原控股股东上市公司“华联控股”也于10月7日停牌。绍兴县委、县政府对三鑫进行重整保护，维护企业秩序、与各家银行和众多企业进行磋商洽谈，结果两家债权人浙江远东化纤集团、滨海工业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注资9亿元和6亿元，于10月24日进驻接管“华联三鑫”。 11月7日恢复生产。
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后，政府干预企业、干预经济行为成了一道风景，新闻不绝于耳。其实早在全球危机前，由于银根收紧，国内企业资金链断裂的情况早就开始发生。政府对经济状况的担忧，催生了一种司法新理念，即在严格依法办事的前提下，司法权从“严惩企业违法行为”转变为“既惩处犯罪同时要救活企业”，这是一种非常值得肯定的司法新理念。
我最近到荷兰考察访问，特别向他们的法官、教授、律师问了他们国家对公司人员犯罪的处理方法。他们说，他们很少有公司犯罪的概念。因为公司都是私营的，都是经济纠纷，用民法就可以调整，不必要用刑法。美国安然公司欺诈案发生后，他们对公司欺诈犯罪才开始重视起来。在我国经济刑法中的公司犯罪法条，他们是很少有的。更不会像我们一犯事就把公司高管关起来不放。我对比研究后发现，一是我国大公司都是国有的，为保护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刑法》中搞了很多公司犯罪的条款；二是我们沿用了过去“打击投机倒把”等专政方法去处理经济问题，不习惯用民法、行政法来处理公司私权利问题，动不动就先抓人，搞得公司高管都很没有安全感。如有一个市的交通局长，为了履行国际合同支付了一亿多工程款，让高速路按期通车交付，如果毁约，不但工期会拖后造成更大损失，国内为该公司银行贷款担保的二亿多也可能损失。但结果我们的审计机关和司法机关不承认这是合同行为，认为这个款不应当付，以玩忽职守罪判了他。搞法律的人无视国际合同到了可笑的程度，但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曾经有一个私营公司，高管以职务侵占罪立案被抓后，关了很长时间，财产被封，企业停业，债务人群起讨债，应收款没有人去收，刑事案没有办完，公司已经倒闭了。原来价值5000多万的办公楼厂房，拍卖没有人要被执法机关变卖只有1200万；其他资产也严重缩水；可以收回的货款，大部被逃废；可以履行的合同，结果违约要赔偿。等到被告刑满出狱再喊冤，企业已经不复存在，他的冤案也就更不可能平反。因为后果已经无法恢复。“打击”观念之下，企业的生存环境可想而知。
今年的这些企业，碰到了一个好时候。国家重视和谐和就业，强调社会稳定，金融危机下企业遇到倒闭潮，政府全力以赴保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就业率高的企业。这促进了公安、检察、法院的“救企”观念的产生和实施。如果这个观念延续下去，对中国的企业界无疑是因祸得福。司法成为了经济主体的保护者而不光是整治者。
当然，救企不等于放纵经济犯罪。对于以欺诈手段掏空公司损害公众利益者、以各种手段进行诈骗财产者，司法机关也不是一味宽宥。市场经济是大海搏浪，每个企业家都不可能永远不失败。“股神”和“常胜将军”是不存在的。司法机关对企业高管的追究，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特别是一些国企高管的渎职犯罪问题，赚得再多都是应该的，一旦失误就抓起来判刑，这种观念也要改变。有个被查了一年多的大型国企高管曾经对我说：积其一生之经验，“天下第一傻，国企第一把”，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中国公司治理的司法现状。
因此，我期望“救企”理念能够成为一种司法的长期理念，在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中，无论政府还是国家司法机关，都能够转变原先的以“惩”为主的理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