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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地方政府，许多人认为政策执行能力一般。但是，在发展经济、增加政府
收入上他们却很有办法。比如黑龙江省东宁县，其经济发展程度已经算是不错，也
要求更上一层楼。当地县政府要求三年内拆除所有的平房，而且县长还告诫其服务
的人民：“不要以卵击石。”（《东方早报》12月17日）
县政府在拆迁中超凡的执行能力体现在方方面面。首先是组织保障上。县政府
有四大强势部门全力支持强拆。这种架势比落实农民优惠政策来得气势磅礴、志在
必得。二是舆论共识上，党委和政府动员所有的领导成员进行表态，形成强力拆迁
的共识。三是规范性文件出台的支持。东宁县由当地纪委出面发文，要求公职人员
服从拆迁大局，如果有违反者要实行株连制度。由强势部门出面制定文件，鲜有官
员敢去违反。道理很简单，只有廉洁的干部才有胆子对上述文件置之不理，否则后
续的纪律调查和处理会对官员的职业生涯造成极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县长可
以很自信地说，你们的对抗是“以卵击石”。
无独有偶，南京一栋2000年落成的住宅楼，现在却因地块要建成“欧洲风情街”
而面临拆除。住户大多数是当地的法官或退休法官。法官们走了各种法律程序但是
收效甚微。（《东方早报》12月17日）一栋楼龄不到10年的住宅被列入拆迁，事件
的背后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我国的规划审批非常不规范。不然不可能几年就调整
一次规划，也就不至于要求那栋建筑进行拆迁。二是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有一部
分是以浪费社会资源为代价的。得益者除了地产商外，就是当地政府。之所以法官
也受委屈了，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要求与政府的宏大目标有很大的冲突。在这种情况
下，个人利益的放弃就是一个常态。
对于拆迁，目前有关的争议焦点还在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征收决定的程序、补
偿标准等问题。但笔者认为，这种争论完全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法律细节的
制定始终应建立在各方主体的地位较为平等的基础上。在我国，政府行政行为虽然
有行政诉讼等力量的制约，总体来说，政府的力量是无穷的。公共利益界定即使是
一项项地列举出来，最终司法机关不给立案怎么办？征收决定的程序可以做得很细
致，政府如果打擦边球怎么办？补偿的标准更是难以处理，负责评估的中介机构的
年审本来就是要通过政府来审批，怎么能期待他们有能力去制约政府？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的观点一针见血：房地产业的过度兴旺与地方
政府的利益有关。而黑龙江省东宁县政府之所以推出一个庞大的拆迁计划，就在于
拆迁之后可以带来巨大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这些资金支持着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公务员报酬等等。因此，也减轻了中央政府的压力。在土地出让金制度上，
中央和地方各有所得，短期之内似乎难见实质改变。拆迁的乱象也不容易解决。
如果真要解决问题，就是要调整央地财政关系。在这一点上，笔者不同意贺铿
观点。他认为应该将土地出让金也收归中央，然后中央通过各种转移支付系统来平
衡各方需要。但是，正像李金华曾提到的，“中央转移支付，就像一道水渠，很长
很长，从中央到地方再到村子，这中间是渗水的。有的时候水流到地方就没有了。
”最需要用钱的环节反而没有资金投入。中央管理太多资金在许多国家证明都有很
大的不足之处。根本的办法就是让地方政府不仅可以有权力，还要有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