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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婚引发的家庭悲剧
发生在天门渔薪镇一对年轻夫妇的家庭悲剧，可作为农村“闪婚族”的一个注脚。
该镇28岁的村民晓月和30岁的丈夫吴大海，当初相识10天便结婚，结婚两年，至今分居了一年多。今年元宵节，矛盾最终因为孩子激化为一场打斗。
结婚前，晓月和吴大海虽同住一个镇，两家相隔不过2公里远，但两人多年来一直在外打工，互不相识。2008年，他们都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这年春节，双方父母都在为儿女找人家，经亲戚撮合，晓月和吴大海认识了。仅仅10天后，他们便去领了结婚证。蜜月刚度完，夫妇俩在性格上的差异便显露出来，从刚开始的小吵小闹，很快升级为拳脚相向，以至于春节还没过完，吴大海便独自去了广州打工。
2009年元旦，晓月生下一个女孩。几天后，大海回家，看望了女儿后很快又返回广州。此后，晓月与公公婆婆的关系也开始恶化，不久带着女儿回了娘家。今年春节，女儿断了奶，晓月将女儿交给了公公婆婆。夫妇俩在电话里商量好离婚的事，准备过了春节就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
元宵节，晓月回婆家看女儿，责怪公公婆婆没有照顾好女儿。随后，双方发生口角，惊动了婆家的姑姐、姑姐夫，进而发生肢体冲突。争斗中，晓月的腹部被踹伤，当地派出所接警赶到后将她送往医院，诊断为十二指肠急性穿孔。命是保住了，却留下了后遗症。
无独有偶，记者从蕲春县横车镇也了解到类似的案例：该镇28岁的农民张青早年就到广州打工，去年春节回家，在父母的压力下，与邻镇一个姑娘相亲、结婚，前后不到半个月。婚后，夫妇俩一起去了广州。后来他才发现，妻子喜欢社交，常常和同事一起外出吃饭、喝歌。他则性格内向保守，两人从小吵到大吵，最后，妻子不辞而别，去了温州。今年春节，他们的婚姻以协议离婚宣告结束。
长期分居导致家庭冷暴力
当然，并不是每一桩农村青年的“闪婚”都会闹到这般田地，更多的农村大龄青年，趁春节回家快速解决了婚姻大事后，其中一方，甚至是夫妻双方，很快又赶回各自打工的地方上班，长期的两地分居导致了另一种形式的家庭冷暴力。
记者从天门市了解到，该市36岁的农村青年汪波，由于家境贫寒，多年来一直在广州打拼，无暇花费太多心思在婚姻上，但每年春节，汪波都会回家过年。2007年春节前，汪波回家前夕，父母和亲戚提前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商量着一定要在当年春节期间帮他成婚。就这样，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父母和一个远房亲戚家24岁的姑娘定了结婚计划。耐不住父母的压力，2007年正月初六，汪波终于和父母选下的姑娘举行了婚礼。
婚后一个星期，汪波的春节假过完了，匆匆忙忙地去了深圳。这一去就是一年，妻子在年底生了个儿子，可到了前年春节，汪波再不回来了。无奈的妻子只好在去年夏天带着孩子去了一趟深圳。但是，今年春节，他仍然没有回家，妻子在家里几乎成了“守活寡”。
女性并不都是闪婚族中的被动者，由于城市生活方式的熏染，许多女性的婚姻价值观也在变化。浠水县丁司垱镇32岁的王岚，这些年一直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工作，虽然身边不乏追求者，但婚事一直没有定下。今年春节回家，父母再也等不急，催促着她和当地一名同龄男青年结了婚。新婚伊始，王岚与丈夫签订了一份协议：“三年内不要小孩，三年内各过各的生活，经济独立，互不干涉、趁年轻多赚点钱。”
春节成结婚离婚高峰期
天门市民政局婚姻登记所所长张鹏从几年前，便开始关注农村青年闪婚和闪离的现象。他介绍，近年来，该市每年大约有1.2万对新人领结婚证，其中，春节前后一个月占了六成比例，且这种情况越来越明显。婚姻登记所每年大年三十都照样上班发证。
张鹏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字：今年春节前后办证的新人有7100对，其中打工返乡办证的青年超过半数。与此相应的，2002年全年离婚的有200多对，去年离婚的达到1600多对，其中闪婚闪离的约有800多对。他告诉记者，有的闪婚对象从结婚到离婚只有几个小时：参加婚检后，有一方查出传染病，两人折身回来就拿了离婚证；还有的是结婚后三至五天，性格不合，又回来拿了离婚证。更多的闪婚农村夫妇，结婚后便分赴不同地方打工。
鄂州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刘国华也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他告诉记者，7年时间，由于闪婚族的增加，鄂州市的离婚率大幅提高。据统计，2003年，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的约300对。去年则在这一数字上增多了四倍。
蕲春县民政局婚姻登记服务中心主任高成功也介绍：春节期间，该县登记结婚1580对，其中农村青年占七成以上，离婚284对，农村青年占八成。“许多闪婚族双方感情基础不牢，婚姻基础不稳，双方又因长期两地分居而感情淡薄，很容易出现外遇并离婚，造成了许多婚姻悲剧。”刘国华说。
专家：“时代病”带来不能承受之痛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郭莹教授表示，农村青年闪婚闪离现象的增多，是工业化时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以及我国现阶段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的“时代病”。如今出外打工的农村青年婚恋对象几乎被单纯地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工友及由此衍生的小圈子内选择，另一种便是由父母或媒人介绍，趁春节回家“闪婚”。
郭莹教授说，现代人的婚姻最起码的基础是互相了解，闪婚则直奔结婚的主题而去，根基不牢，又何来稳固的婚姻？另一方面，现代农村青年在对待婚姻的态度上，又不再服膺于传统家庭伦理信条，一旦夫妻双方感情冷漠，不会再勉强维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固然是一种文明的进步，但其后果更多的体现在对夫妻双方和家庭成员的伤害。家庭是中国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闪婚闪离带来的家庭悲剧不断增多，已逐渐成为全社会不能承受之重。且农村青年的社会交际方式相对狭窄，心理宣泄方式有限，家庭矛盾可能引发较严重的后果，因此，这一问题更应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如何根治这一日益凸显的“时代病”？郭莹教授认为，这需要个人、家庭和社会三方的共同努力。然而，农村青年和父辈在婚姻观念上的差距，出外打工的农村夫妇长期分居背后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都不是短时间能消除的。目前，尽量创造条件，让进城务工的已婚农民工夫妇能共同生活，不至于长期分居，是最为可行的现实途径。事实上，近些年来，社会正在向这方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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