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深圳唯冠及其背后的债权人因为和苹果的iPad商标战初步取得胜利而洋洋得意之时，苹果正在为自己的超微型SIM卡是否能成为下一代超轻薄手机中的“nano-SIM卡”行业标准，而与摩托罗拉移动、黑莓手机制造商RIM以及诺基亚陷入斗争。
另一边，华为在巴塞罗那移动世界大会上展出了自己最新研发的Ascend系列，声称是当今最快、最薄的手机，该手机中的四核处理器由华为旗下的海思半导体设计，而不是使用英伟达或高通的产品。与此同时，微软则宣布推出新的软件，把Windows智能手机的价格降到1000元人民币，进入中国低端智能手机市场。
这些都是2012年3月以来发生的事件。迅速更迭的全球知识产权格局中，中国企业逐渐占有了一席之地。
中关村知识产权战略研究院院长马一德这样分析这些最新的变化：“大部分中国企业还处于利用知识产权‘耍小聪明’的阶段，缺乏大智慧;而每每说到成熟运用专利布局、预警，并将专利技术放在核心竞争力上，说来说去就是华为、中兴等企业，少之又少。”
中国似乎在用30年的时间，想要赶上西方知识产权先发国家200年的发展水平。企业的知识产权商业意识迅速开窍，但大部分围绕知识产权的“生意经”仍处于行业底端。
另一方面，全球知识产权的混战，意味着改革的机遇。在中兴通讯知识产权总监王海波看来，旧势力必然垂死挣扎，新势力必然奋起抗争。这是历史规律。
真正的“大智慧”是看透知识产权硝烟背后的商业逻辑。上海交通大学专攻知识产权研究的副教授许剑向记者表示，知识产权不仅是权利，更是利益，是商业策略工具。无论在国家还是企业层面的商业竞争中，知识产权本身无关道德，纯粹是生意。而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游戏规则。
原始模式：抢注商标、高价售卖
抢注商标、高价售卖，这是目前中国人做知识产权生意的最普遍的原始模式。
“现在中国人渐渐意识到知识产权这东西可以赚钱，于是五花八门的事情都出现了。”马一德说。包括最近热火朝天的林书豪商标抢注、facebook中文域名抢注以及乔丹体育被诉等案件。
类似无锡女商人抢注林书豪商标不乏商业眼光和远见，但一旦被定性为恶意，其商业风险很大。如果在申请商标的5年之内林书豪方面提出撤销申请，这个抢注就算失效。
这种抢注也是不少商标运营公司的主要竞争手段。乔丹体育案就是抢注者可能获得的一种下场。“即便乔丹体育诉称，乔丹是一个通用名称，但是把乔丹的两个儿子也注册了商标的行为就说不通了。你怎么说服我你不是恶意?”马一德表示。
在他看来，中国人从最初对知识产权一知半解，到后来知道开始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到如今学到一点经营知识产权的皮毛，又似乎走向了极端。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的《商标法》、而后的《专利法》和《著作权法》，中国开始在知识产权立法上与国际进行接轨;而真正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历史，严格来讲应该是11年，也就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开始发展的。
对于规则的学习并没有直接带来良性的互动。在许剑的研究中发现，近年来中国企业涉及知识产权的案件数量逐步增加，但其中绝大部分是涉及版权和商标的。从早期的伪劣商品和假冒品牌，到后期的商标抢注，都是在低端水平的无序竞争。而深圳唯冠诉苹果侵占其iPad商标的案件，在大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斯伟江律师看来，尽管法院判唯冠胜诉有一定道理，但苹果当初与台湾唯冠已经签订了协议，深圳唯冠此举并不能完全站得住脚。“现在看来，这只能怪苹果自己没看清楚了。”
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上诉法官陈卓光告诉本报记者：“如果我来判iPad和乔丹体育的案子，我会争取他们和解，因为这是对双方利益最大化的方案。”
强者的规则： 全球知识产权中的中国生意经
中国人的这些“雕虫小技”的确换来了一时的利益，很多民营企业或者商标运营公司还为此津津乐道。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真正的知识产权不在这里。
真正的生意：中国技术被“围攻”
国内企业利用知识产权酣战之时，跨国公司早已在专利领域对中国市场展开布局，为占领技术专利制高点而战。
微软在北京地区有1000多名专利分析人员。马一德表示，分析人员的主要工作，就是到重点高校收集好创意，低价收来、再回到“专利侦察队”里，经归类编辑，形成微软的专利池。
虽然诸多专利池中的技术和微软目前的主营业务无关(比如手机、白色家电、生物制药、环保技术)，但他们随后进行深层次技术分析，将这些技术做成专利包，专门盯着做同类产品和技术的企业。一旦等到对手做大做强，打通销售网络，取得很大的效益后，就起诉对方侵犯其知识产权。
“最终的结果，要么这些企业被微软收购，要么就向他提交高额专利许可费。微软随即就可以进入这一成熟市场。”马一德表示，微软的专利池在3-5年内会形成气候，到时候针对不同企业发难的可能性很高。
类似的，中关村的23000家企业也被许多国际机构盯住。金融资讯提供商路透社在中关村地区聚集了3000多人的团队，分析企业的技术方向、专利申请、专利布局、从而形成自己的专利地图;并寻找中关村的技术创新点和突破点，随后凭借技术优势再进行外围反攻。
“人家是知识产权的高手，我们只是幼儿园的小朋友。”马一德说，“我们国内的企业还是没有意识到四面楚歌，实际上人家已经把大炮大枪架在你脖子上了。”
遗憾的是，面对这些传统势力咄咄逼人的态度，中国企业目前却没有真正的御敌之策。即便在相对准入门槛较低的版权和商标领域，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商业模式显得苍白和单薄。正如汉王科技早年拼命注册商标，最终向苹果出售iPhone标识，却没有想到与苹果合作分享iPhone中国市场一样。
高级阶段的游戏规则
知识产权商业战争的高级阶段，已经被许多大型跨国企业诠释：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国际化。
意思就是，首先进行技术的专利布局，随后努力将自己的专利写进行业标准，最终在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将标准推向全球。
“国外的企业就是通过品牌和技术转让费获得第一桶金，永远站在制高点，这就是国外企业的专利布局的一个表现，等你到达了那个阶段，他已经得到了第二桶金，永远比你技高一筹。”马一德表示。
正如当年诺基亚将GSM的某些专利技术写入行业标准，使得每一个希望进入GSM制式手机的制造商等，不得不支付专利许可费。诺基亚曾经挑了一批中国手机OEM企业起诉，也正是因为对方拒交费用。
而当年被迫缴纳这些费用的企业，逐渐意识到成为行业领头羊的重要性。在新一代4G LTE技术的研发中，国内企业已经几乎保持了和国外企业的同步研发水平。
“研发LTE技术对我们来说，是基于攻守平衡的考虑。”王海波表示，“现在我们LTE的专利强度，和国际同行基本平行。”他表示，将自己的专利技术写入标准，也是中兴所希望的。
“中国企业要么吃了亏，要么尝到了知识产权的快乐，要么因为国际化必须走出去，同时进行资本运作，否则不会主动重视知识产权的问题。”马一德说。
而像中兴、华为这样的企业，早年在国际巨头的夹缝中生存，已经体会到没有知识产权就没有商业话语权的严酷现实。
王海波勾勒出当下全球知识产权游戏规则说：“如果中国企业要走出去，第一专利资产的概念一定要建立起来，第二知识产权的竞争一定是全球化的竞争，第三要尊重任何对手的知识产权，第四不要恶意破坏产业，破坏竞争。”
但更多的中国企业，包括大部分走出去的国企和民企，仍然停留在这样一个阶段。马一德说：“中国现在还鲜有企业懂得真正‘玩转’知识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