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姑娘义务反扒遭打引关注法规缺失致见义勇为行为尴尬
上海拟立法保障“好心人”权益
从法理上来说，见义勇为者的行为受益方其实是国家与社会，因此后者有必要为前者提供保障
对于见义勇为者不仅要有免责条款，同时也要有社会保障机制的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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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位80后上海姑娘在地铁站反扒。小偷发现行迹败露，在地铁车厢关门前把手机丢回给了被害人，而姑娘遭恼羞成怒的小偷一顿猛打。由于没有人赃俱获，且被害人未出面指证，警方一时不能立案。此事一经披露，引起社会很大反响。所幸被害人几天后主动向警方报案并配合做了笔录。
民间反扒是一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应该鼓励和支持。然而，由于对见义勇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因此很多时候，反扒志愿者必须自己找第三方证人，否则一旦被害人由于怕多事、怕麻烦而退缩，见义勇为者便很难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在我国，由于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法律条文从立法上保障见义勇为申请、认定及后期赔偿、补助等事宜，真正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可能会受到损害。因此，为好心人立法已成为社会共识。
“义务警察”抓贼四百多
已经进入花甲之年的项全雄是上海民间反扒界的“老法师”，相熟的民警只要接到他打来的电话，嫌疑人十有八九跑不掉。多年的反扒经验让他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观察3分钟，就能从人群中发现可疑分子，随后再悄悄追踪，寻求民警、群众帮助，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20多年来，他先后协助警方抓获不法分子400余人，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义务警察”。
项全雄的第一次“抓贼义举”纯属偶然。1985年的一天，有位顾客在他的水果摊前买西瓜，结账时发现钱包不见了，当下就哭了起来，非常伤心。事后，他得知农贸市场内有可疑人物，就多了个心眼，一边卖瓜，一边留意来往的人。没过多久，果然在对方作案时抓了个现行。此后，“路见不平，挺身而出”成了他的口头禅，一年365天，他几乎天天在外“巡视”，碰到狡猾的团伙，他会一连跟踪几天。时间最长的一次，他连续11天跟踪、观察一伙常年在菜场周边偷窃作案的团伙，摸准了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路数后，配合民警最终制服了这伙不法分子。
据了解，在上海类似项全雄这样的民间反扒人士还有许多，并且还自发形成了很多个“反扒联盟”这样的志愿者组织，成员有白领、大学生、农民工、空手道爱好者、法律界人士等。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为了让这些反扒“散兵游勇”们发挥更大的作用，于去年年底组织了20余名资深民间反扒志愿者，成立了“全民英雄志愿者”队伍，主要是配合警方一起行动。参加的志愿者接受警校的培训，学习一些必要的警务、反扒以及平安志愿者的相关知识。
今年伊始，人民广场管理办公室也建立了广场平安志愿者队伍。据人民广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整个队伍由七八十人组成。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反扒工作室，每天在反扒工作室里轮值的有10人左右。队员都会接受专业的培训，学习一些必要的警务、反扒等知识。同时，公安方面也聘请了一些有着丰富经验的反扒‘老法师’,现场教队员们掌握一些抓贼技巧。”
民间反扒难定名分
“对于我们来说，成功的反扒经历绝对值得庆贺，但很多时候，由于种种原因警方没能立案，这就意味着小偷跟我是前后脚走出派出所的。”一位反扒人士说。
上海律师宣子翀表示，反扒取证的难度很高。“必须当场抓住，并搜出赃物，或者是监控摄像，拍摄到全程偷盗过程才行。对一般的非专业人士来说确实困难。”
对于一些资深反扒队员来说，在“行动”过程中或多或少都遭遇过身体伤害，民间反扒人士中“老摩”、“鱼片”都曾经是行内响当当的名字。“鱼片”曾经在来福士广场抓贼时被小偷刺伤。反扒界的“老法师”项全雄说，抓贼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他曾被小偷打伤过，也曾冒着生命危险与持刀歹徒搏斗过。一次次的行动，也让关心他的家人提心吊胆。但项全雄从未后悔退缩。
法律界人士认为，民间反扒，没有执法的依据和资格，很难有一个确定的名分和定位。就算是人赃俱获，受伤的反扒者也只能自负医药费，这也成为许多反扒者郁结在心的一大“硬伤”。
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和公交总队的资深侦查员张涛、上海公民警校秘书长钱月明对民间反扒“达人”赞誉有加，但也提出了一些忠告。钱月明表示，“我们鼓励这种精神，但反扒应该要用有效的方式、方法。民间反扒者并不是执法单位，如果发生身体接触，只能适用正当防卫。警察去执法，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即使这样也不是一味蛮上。如果小偷有十个都带着刀，警察才两个人只拿着警棍，那警察也会呼叫支援。”
张涛坦言：“短期的培训，不一定能应付实战的需要。许多经验和技巧都是在实践过程中慢慢摸索出来的。反扒者必须要有足以控制对方的力量。”
钱月明表示，与亲手擒拿小偷的“实战型”反扒者相比，警方更加希望反扒者是“线索型”的。这个时候，最希望的就是市民们能提供证据。预防胜于制止，也就是说让小偷不敢作恶，而不是在他偷东西之后再去抓。
上海酝酿为“好人”立法
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成员吴皓表示，“我认为需要为好心人立法。为好心人立法利大于弊。我国目前缺少一部统一的见义勇为方面的法律，虽然有些相关的内容散见于各种法条之中，但在保障见义勇为者方面，极不完善。”吴皓说，针对犯罪行为而言，见义勇为只是一个道德层面的概念，要如何切实保障见义勇为者的行为，还需要法律来规范。“对好心人而言，他们在见义勇为的同时，还需要承担一定的义务，比如如果在见义勇为的过程中把嫌疑人弄出伤亡，或者误伤了周边无关人员，这些都需要法律作出规范。这些本可以属于免责范畴，因为他们是出于善的本意，但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中，这些行为肯定要受到处罚。”其次，对于见义勇为者不仅要有免责条款，同时也要有社会保障机制的跟进。社会保障机制中，应该有一笔基金，专门用于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善举，解决一系列后续问题。因为从法理上来说，见义勇为者的行为受益方其实是国家与社会，因此后者有必要为前者提供保障。
事实上，对于见义勇为的立法问题一直在讨论。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2012年年度立法计划中，《上海市见义勇为保护和奖励条例(暂定名)》已经纳入年度立法预备项目。对此，一直非常关注“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有关地方法规出台进程的上海市人大代表厉明认为，如果立法，应该在具体条款中体现鼓励公民见义勇为、弘扬正气的宗旨，明确表彰、奖励标准；明确医院对见义勇为者的受伤、抢救、垫资义务；明确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保障机制，明确见义勇为者的就业、入学、晋级、入沪的优先权等。而为了更好地弘扬正气，鼓励见义勇为，首要的是放宽“见义勇为”的认定标准和范围。
厉明还指出，由于地方立法都只适用于本市范围，今后在正式立法时也建议增加附加条款，对上海市居民在异地实施的见义勇为行为也应该予以嘉奖和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