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刘祖枝痛不欲生。高志海摄

　　患有“小脑萎缩”全身疼痛的秦进民凌晨3点仍无法入睡，他痛苦的呻吟声再次吵醒了妻女。争吵之后，烦躁的妻子刘祖枝将敌敌畏递给了丈夫，秦进民饮后身亡，刘祖枝因此成了杀人嫌疑犯。经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诉，6月9日，该市第二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刘祖枝涉嫌故意杀人罪;辩护律师则认为，秦进民是服毒自杀;秦进民的家属均称“刘祖枝贤惠、善良，承担家庭重担多年，希望法院轻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丹红认为，此类“善良的罪犯”可以在量刑上得到轻判，但是罪名必须依法确定。

　　妻子独撑家庭20年，面临“内忧外患”

　　刘祖枝是河南省罗山县人，1981年与邻村青年秦进民结婚，但幸福似乎并没有眷顾他们太久。婚后半年，秦进民被诊断为小脑萎缩，不能生育，二人抱养了一个女儿。

　　“那是他们家族的遗传病，姊妹5个中3个得了这种病。”刘祖枝说，患病后秦进民四肢哆嗦，全身乏力、疼痛，不能干重体力活，丧失了劳动能力，家中一切都由其打理。亲属们都称赞刘祖枝能干、人品好，贤惠孝顺。

　　考虑到在家务农赚不到钱，刘祖枝带着丈夫和孩子来到北京，摆早点摊赚钱过活。但2003年以后，秦进民的病越来越重，甚至不能走路，只能卧床休息，刘祖枝不得不停止了早点摊生意，在家专职照顾丈夫。

　　因疼痛难忍，秦进民每夜无法入眠，呻吟不停。痛苦不堪的秦进民曾多次产生轻生念头。“他说被病痛折磨得受不了，不想活了，还让刘祖枝去买毒药给他，但我弟媳没有理他。”秦进民的姐姐说。
    生活的压力就像骆驼背上的稻草，一点一点地累加。2010年10月10日，刘祖枝向房东缴纳下一季度的房租，没想到房东拒收。房东说:“你家老头子晚上叫唤声太大，扰得邻居实在睡不着呀。你们也体谅一下我们，还是另外找地方住吧。”刘祖枝听后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

　　之后，刘祖枝开始四处找房子，但那条街上的人都知道她家的情况，都不愿意将房子出租给她。

　　家人凌晨吵架，妻子递给丈夫敌敌畏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下了。2010年11月8日凌晨3点，秦进民再度因疼痛无法入睡，低声呻吟。女儿被父亲的呻吟声吵醒，指责了父亲几句。

　　秦进民说:“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控制不了。想死也死不了，活受罪。”被吵醒的刘祖枝劝女儿说:“你睡吧，别管他。”听到这句话，秦进民情绪很激动，与妻子争执起来。刘祖枝也很生气，想起柜子下边还有用来灭苍蝇的敌敌畏，一时糊涂，拿出来倒在一个蓝花玻璃杯中，放在秦进民床边的小桌上。

　　刘祖枝说:“你不是想死吗?这里边有毒药，有本事你就喝下去。”

　　“谢谢你。”秦进民回了妻子一句，拿起杯子便喝。刘祖枝见状赶紧上前抢夺丈夫手中的杯子，不料丈夫早已喝下去一口。

　　刘祖枝赶紧拿起不锈钢水杯喂丈夫喝了两大口水，希望能让他吐出来，但适得其反。秦进民开始咳嗽，喝下去的水也不断地从口中溢出来，并吐白沫，最后昏迷过去。缺乏常识的刘祖枝并不知道，敌敌畏遇水会加速生效。

　　女儿建议刘祖枝赶紧打“120”急救电话，刘祖枝哭着说:“你爸不行了，不用打了。赶紧打电话给你姑他们，告诉他们你爸喝药自杀，不行了。”女儿无奈地打“110”报案。

　　就在女儿打电话报案时，刘祖枝将敌敌畏瓶子和蓝花玻璃杯扔进了垃圾堆。第二天，刘祖枝便被警方羁押。
    妻子涉嫌故意杀人，夫妻双方亲属齐求情

　　法庭上，公诉人指控刘祖枝涉嫌故意毒杀丈夫，理由是她明知丈夫秦进民有自杀想法，仍向其提供毒药，且秦进民服毒后，不仅没有救助，反而在女儿提出打“120”急救电话时说丈夫已经“不行了”，这些都充分说明她主观上有杀人的故意。

　　刘祖枝对此并不认可，她说:“我当时只是想吓唬他，并不是想让他死。我真不是故意的。”刘祖枝的辩护律师也认为，本案应当定性为自杀而非他杀，理由是:首先刘祖枝并没有杀人的故意，是丈夫自己服毒身亡的;其次，刘祖枝只是为秦进民自杀提供了辅助条件，只应承担过错责任，因敌敌畏原是用来灭苍蝇的，并非准备用来毒杀丈夫的。

　　“我们并不想追究她的责任，不管是刑事责任还是民事责任。”被害人秦进民的一名家属说，“希望她能得到轻判”。

　　“弟媳自嫁入秦家，贤惠、孝顺、勤劳、能干，照顾完病重的母亲，又照顾患病的弟弟，抚养女儿直到成年。她承担家庭重担多年，日子过得很艰难，精神压力也很大，期望法庭能宽恕她，从轻处罚我的弟媳。”秦进民的姐姐恳请法院宽恕刘祖枝的罪行。秦进民其他兄弟姐妹也都出具证言，表明秦进民之死与刘祖枝无关。

　　刘祖枝户籍所在地的44名亲属也联名签署了担保书，证明她一人承担家庭重负，人品良好，贤惠孝顺，希望法庭对其从轻处罚。

　　“善良的罪犯”已不是新鲜热词，2009年便有郎计红为给身患尿毒症的妻子筹钱抢劫一案，前段时间又发生了“慈母溺死脑瘫双胞胎儿子”一案，而此案亦在此列，情与法的冲突在这类案件中不无彰显。

　　“当情与法发生冲突时，事实和罪名的认定都应尊重证据和程序，依法确认，不能受到人情的影响，但在量刑上，可以从解决纠纷和化解矛盾角度作出更符合人性的判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丹红说。

　　“我们不能因为同情善良的罪犯，就判定他无罪，因为他毕竟实施了抢劫、杀人等犯罪行为，我们不能背离原则。”吴丹红说，“但是在量刑方面可以从轻考量，被害人家属的谅解、罪犯良好的认罪态度等都可以成为从轻处罚的情节。”

　　也有人曾质疑，如果对此类罪犯施以轻刑，那么一些与罪犯家庭背景类似的人会以此为“挡箭牌”，实施犯罪行为，逃避应承担的法律制裁。

　　对此，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主任张青松认为，不排除这种犯罪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但是他同时也表示:“这类犯罪的实施者通常都会以自己是‘善良的罪犯’在法庭上进行辩解，以求逃避重刑的制裁，其目的是否能够得逞，取决于检察机关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

　　山东政法学院副教授李克杰则认为，如果我国的重症残障人士保障制度能够完善，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此类家庭悲剧的发生。“政府应该结合慈善基金建立一些供养或者托养机构，给予一定的护理补助等，这对于有重病或者残障人士的家庭，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属的精神和经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