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述 出逃：从隐姓埋名到出国旅游 昨天庭审之后，冯伟讲述了13年的潜逃生活。 带30万现金 住月租88元民房 1997年9月，家里老人病了，我从银行请了长假，回深圳父母家。 后来就接到银行同事的电话，说霍海音被抓了，资金部其他人也被抓了，其实我当时没觉得做了什么亏心事，但心里特别害怕，就想要找地方躲起来。我从父母家拿了30万现金，之后这些年，这些钱，我一直带在身上。 我先跑到深圳市罗湖区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区，普通的民房，月租88元，半年付一次钱，在里面躲了起来，跟谁也不敢联系，住了六七个月。 1999年4月，我在广州市番禺县祈福新村的民房住下，年租金12000元，选择那儿是因为听说不会查身份证。我没改名，就拿着一代身份证租房，平时偶尔出门买菜买报纸，买完就赶紧回房子。因为害怕老住一个房子被查出来，我换了好几个民房，过得非常窘迫，不敢跟家里和同事联系。在网上看新闻，知道霍海音被判了死刑。 办二代身份证 携前妻出国 2008年4月，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坐火车回到北京，到派出所换二代身份证，我想，如果有事就有事了，如果没事就算走过来了。办证时派出所的人还让我照相，办下二代证后我想，“啊，可以正常生活呀。” 之后我一直住在前妻家，2008年8月，我带前妻和孩子去英国、德国、法国、瑞士玩了十多天。去年暑假，孩子想去哈尔滨玩，我就带着我前妻和孩子，孩子的姥姥、姥爷，坐火车到哈尔滨，在香格里拉酒店用我的身份证登记时被抓了。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从小就想做个本分人，（这事）我从头至尾没有伙同霍海音，没审批过一笔贷款，但我肯定有责任。 ■ 对话 公诉人：尚无证据证明冯伟获私利 本报记者就冯伟一案与公诉人——海淀法院代理检察员陈高慧对话。 新京报：被告人在逃，为什么还能办身份证、出国？ 陈高慧：批准逮捕是1998年，当时就网上通缉，而且最后是在哈尔滨被控制，说明肯定有网上追逃，但具体他如何出国还没有核实到，因为不影响认定罪名和量刑。 新京报：检方是否认同辩护人“更像是单位犯罪”的说法？ 陈高慧：我们也没有异议，但是冯伟作为主要负责人，无论是从职务上，还是从12家企业贷款过程中，他是从头到尾跟下来的，不像他自己说的只是执行命令，显然应承担责任。 新京报：当时金融市场秩序是否如辩方说的存在混乱，冯伟个人是否从中获利？ 陈高慧：目前查证的证据不能证明冯伟有私利。我们查到经他手里发出来的贷款不止这些，为保护被告人利益，起诉的12起都是证据扎实、达到起诉条件的。 ■ 焦点 1 已死犯人证言是否有效 本案中，已决犯霍海音的案件审理期间，曾发现他勾结公安局预审员曾岩（已判刑15年），私自会见多名证人，指使证人伪造股份买卖协议书、委托书、借款合同及变造借款合同等书证。 因此在昨日的庭审中，冯伟的辩护人表示，霍海音在其案件中的口供有二十份，开始的口供和冯伟的供述是一致的，但后来才逐渐指向冯伟，因此霍海音的口供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对此，检方表示，辩方庭前应按照法律规定提交上述证据，但其没有提交，且霍海音虽然已被执行死刑，但其判决作为生效判决，其中的供述是通过合法程序调取的、也经过当时法院认定。 ■ 焦点 2 跨越新旧刑法如何定罪 冯伟辩护人称，当年冯伟被批捕是以挪用公款罪，而后来检方没查实这个罪，反倒又以违法发放贷款罪提起公诉，逻辑上难以说通。 检方表示，挪用资金罪和违法发放贷款罪依据的是同一事实，只是罪名认定不同，当年银行报案称出现大笔亏空，经过初步查证锁定了嫌疑人冯伟，对其提出批捕，之后又查明了相关情节，认为以违法发放贷款罪定罪更合适。冯伟的行为发生于1993年至1997年，2010年归案，前后跨越新旧两部刑法，1997年刑法中规定的是“利用账外资金非法放贷罪”，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将该款修改为“违法发放贷款罪”和“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因冯伟行为系以吸收存款所得资金违法发放贷款，两者分别属于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应以“违法发放贷款罪”定罪。 ■ 链接 1998年4月，霍海音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北京警方控制，落网时其个人拥有24辆车、15套房。之后，霍海音因贪污罪、挪用公款罪、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发放贷款罪等罪名被判处死刑。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媛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王贵彬 责任编辑：段淑萍(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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