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电影《墨攻》在全国上映时，媒体爆出一条消息，湖南籍剧作家李树型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指控该影片导演张之亮用了他改编的电影剧本却没有给他署名。电影开始时的醒目字幕赫然是“导演、编剧：张之亮”，只是在电影片尾匆匆而过的工作人员表中，出现“剧本创作：邓子峻、秦天南、李树型”的字幕，这让他非常气愤。他说，这部剧本是1999年他因张之亮之约而改编的，蓝本是日本的一个漫画作品，并参考了其他有关墨子的著作，初名《墨子之战》，已收入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墨子之战——李树型电影剧本选》一书。

张之亮方面的回应是：“确实曾请李树型创作剧本，但剧本最后达不到拍摄要求，不但张之亮亲自改剧本，一句台词没用，而且故事全部重写”。张本人这样解释：“整个戏鸣谢的名单在最后面，李先生的名字也有，在剧本创作一栏里。一部电影完成要依靠很多人的努力，我不希望漏掉任何一个人，哪怕是厨师、茶水，能署名的我会全部署名。”对此，李树型认为，“鸣谢的名单”与他作为编剧应有的署名权完全不符。他进一步指出：“据我所知，很多香港导演会借助多人剧本加以改编、融合就变成自己的作品，而一些编剧常常不予追究，但我一定要讨个公道。”著名剧作家魏明伦也证实，“这种现象在中国很多，作者是弱势群体，张之亮所称的并未用其剧本根本就是狡辩，不成立的。”他说，中国影视圈已形成无法打破的“黑规矩”！导演有中心制，明星有领衔制，最重要的编剧，却成了影视圈的弱势群体。

导演找不同的几个人分别去编剧本，然而撷取各个本子中的精华，放在一起，就变成了自己的作品，然后堂而皇之地署上自己的姓名。这种做法看上去貌似无懈可击，不仅可以振振有辞为自己进行辩解，而且让对方抓不到特别有力的把柄，对方通常也只能哑巴吃黄连。这实际上是对剧作者劳动成果的漠视和侵占，一种算不得高明的小把戏，却是典型的无信的表现。

我们这个日益为名利为所困的社会，今天所缺乏的就是一个“信”字，在关于《墨攻》的这场编剧署名权风波当中，双方各持己见，表面好象是很难分辩是非，如果诉诸法律解决，法庭最终会作出什么样的结论，也很难说。但我觉得就这件事而言，法律的途径固然不能回避，更重要的还是张之亮作为导演，代表着强势的一方，首先应该反躬自省，将“编剧”归入自己的名下，在署名问题上，是否越过了诚信的底线？这样做，对真正的编剧是否不公？“人性是一场更残酷的较量”，据说是《墨攻》的重要内涵之一，软件著作权申请 。那么，这场署名纠纷又何尝不是对导演张之亮人性的一次拷问。做人先于做导演，在法律裁判之外，他同时要经受良心的裁判、道德的裁判，他真的能坦坦荡荡、问心无愧吗？

正因为“张之亮现象”不是孤立的，这样的行事作风也不仅是电影界所特有的，在其他领域，这种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的不义行为，日复一日，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风气，毒化着人们的心灵。长此以往，类似的小事日积月累，其结果就会造成是非难分，强者通吃，诚实、守信的品质将日渐被抛弃、被践踏。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一个无信的社会，每个人都将分享其苦果，没有人能超越于滚滚红尘之外。

魏明伦公开表示支持李树型打这个官司：“这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名，而是讨回一个剧作家的尊严，唤醒中国影视圈对编剧的尊重和公平待遇。”我们生活的这个当下中国，不是强调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不是要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吗？署名权虽小，却也是基本人权之一，它和版权不同，是著作权中不可让渡的权利，每一个作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轻易放弃，面对侵权时更不应该保持沉默，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态，感叹一声“算了”。不久前（11月19日），新华社关于“中国人权展”的评论中有一个很好的说法，要在全社会普及人权教育，靠每个人起来维护自己的人权。这一次，年近古稀的李树型公开站出来，我觉得意义就在这里，那就是为自己维权。这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墨攻》编剧署名权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