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累犯，是指由于犯罪已经受到过一定的刑罚处罚而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的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人。一般而言，构成累犯的犯罪分子主观恶性和人身危害性相对初犯较大，①其再犯行为不仅标志这前次改造的失败和刑罚目的的未实现，且更为严重地对法律尊严构成挑衅和危险，影响着法律权威的树立。为了维护法律尊严，威慑潜在的犯罪分子，避免其藐视法律而将犯罪倾向转化为现实，鼓励犯罪人改过自新，防止对社会秩序造成更大的破坏，②我国刑法严厉打击累犯。现行刑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第六十六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论处”。由此可知，累犯的效力适用于一般犯罪主体，即所有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已经因犯罪行为受到过一定刑罚处罚的行为人，这其中必然包括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犯罪人。换言之，对于未成年人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的五年以内如再故意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的刑罚时，应当从重处罚。这无疑忽视了未成年人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等特殊性，其相对于成年人而言有更强的可塑性，且其人身危险性也远远小于成年犯。因此将累犯效力完全适用于未成年，剥夺了其减刑与假释的机会，忽视了其与成年犯的差异，错误理解了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的教育改造的刑事指导方针，不仅不利于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改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刑罚目的的实现，违背了国际社会一贯主张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造成了国内刑事立法与国际脱轨的局面。

　　三、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行刑现状之评析

　　刑罚执行是指有行刑权的司法机关依法将生效的刑事裁判对犯罪分子确定的刑罚付诸实施的刑事司法活动。具体而言，未成年人刑罚的执行涉及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减刑、假释以及监外执行等相关问题。

　　(一)缓刑制度适用条件苛刻

　　作为国家保安处分和刑罚两个抗制犯罪支柱外的第三大抗制犯罪的支柱的“特种的刑罚手段”的缓刑，最早被采用于1870年的波士顿。①各国刑法所规定的缓刑主要有刑罚暂缓宣告、刑罚暂缓执行以及暂缓起诉三种形式。我国现行刑法中提及到的缓刑是一种狭义的缓刑，仅指刑罚暂缓执行，即对原判刑罚附条件的不予执行的一种刑罚制度。一般情况下是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和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缓执行原判刑罚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给予一定的考验期，如在考验期间没有发生法定的应予撤销缓刑的事由，原判刑罚即可以不予执行。而对于在战争时期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现实危险而宣告缓刑的军人，如有立功表现，则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③

　　由于缓刑适用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未成年犯罪人包括在适用对象之内。同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缓刑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的价值更大，其在防止交叉感染、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以及重返社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刑法条文对于缓刑适用条件的设定并未有针对未成年犯罪人自身的特殊性而作出与成年犯罪人相区别的规定，只是在法律效力较低的《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解释》中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的条件予以了放宽，规定对未成年罪犯符合刑法第72条第1款规定的，可以宣告缓刑，并且进一步规定了“应当”宣告缓刑的情形，“如果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宣告缓刑：初次犯罪;积极退赃或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具备监护、帮教条件”。但该规定从深层次上讲并不是对未成年犯罪人所作的特殊规定，一般而言具备解释中条件的成年人在实践中也是暂缓执行刑罚的。相反而言，适用于成年人的严格条件并不能在更广范围内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缓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权利的实现，因此对于未成年犯罪人放宽适用缓刑的条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免刑制度存在立法空白

　　我国现行刑法明确要求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应对其给予从轻减轻处罚，但关于 “免除刑事处罚”的相关规定刑事立法方面并未涉及而是一片空白，这就排除对未成年犯罪人免予刑事处罚的可能性，使得部分可罚可不罚的犯罪人由于缺乏对其免予刑事处罚的依据而不得不罚的司法尴尬。在随后颁布的《解释》中主张对于根据其所犯罪行，可能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人，如果其悔罪表现好，并具有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或者避险过当;犯罪预备、中止或者未遂;共同犯罪中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其他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该6种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37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罚。②这较为合理地弥补了我国现行刑事立法的空白，符合我国传统主张的教育改造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目的主张，化解了司法实践中的两难局面。

　　(三)减刑与假释未予放宽适用

　　减刑即人民法院附条件的对原判刑罚予以减轻处罚的制度，其主要适用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在刑罚执行期间有悔罪或立功表现的犯罪分子。而假释是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悔罪表现，在原判刑罚执行一段时间后附条件的提前释放的一种刑罚制度。对于减刑和假释这两种不同的刑罚制度，只要符合其适用的一般条件，未成年犯罪人都可能被减刑和假释，但联系未成年犯罪的具体特点，如严格按照成年人的相关做法去实施，必然存在某些不足。由于我国刑法典是典型的“应对成年人犯罪的法典”①，现行刑法并没有在刑罚执行方面对于未成年人做出特殊规定。虽然《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指出，对未成年罪犯的减刑、假释，在适用标准上对于成年犯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法律框架下适当放宽。既便如此，联系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具体情况，该放宽不仅缺乏可操作性，对于放宽的幅度的规定也未能在更大程度上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四)非刑罚处置措施单一

　　具体而言，对于情节比较轻微、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小、可以考虑免于刑事处分但又有必要给予一定处罚措施的犯罪分子从教育、感化、挽救出发，放弃刑罚干预而采取宽松的非刑罚处置措施的处分方式。②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赔偿经济损失、训诫、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予以行政处分。由于我国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同时适用一部《刑法》，这六种非刑罚处罚方式必然同样适用于未成年人，从整体上而言，其可以作为刑罚体系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刑罚的适用而代之以非刑罚处理措施，有效地矫治了未成年犯罪人，避免了监禁刑造成的交叉感染，在很大程度上补偿和安抚受害人及其家属，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但随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发展，现有的非刑罚处置措施种类过于单一，且规定零散，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刑法典更是缺乏针对未成年人的专门非刑罚处置措施的规定，其它具体的鲜有涉及，使得法官在司法实际操作中由于缺乏更多的比较适合未成年犯身心特点的非刑罚处置措施，而在可以免除刑罚处以非刑罚的案件中只能对未成年犯判处与其实际犯罪情况不符的加重刑罚或者过于轻缓的免除刑罚的一方了之，既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也受到了严重挑战和冲击，不仅不利于未成年犯罪人的改造和教育，且也易使让广大公民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怀疑，从而影响法制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三章 重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重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必要性

　　(一)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存在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