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没有任何法律解释说过，一部有瑕疵、乱吐钱的柜员机是金融机构。柜员机是银行的设施，它必须是在银行的控制下才能视为“金融机构的延伸”，现在它出错了，金融机构不能控制它了，还能将其定性为金融机构吗？

ATM机的无意识性和功能的单一性，决定了它仅仅是银行的一个附属性设施，是银行的物理延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3．10法释［1998］4号）第八条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盗窃金融机构”，是指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的资金等，如储户的存款、债券、其他款物，企业的结算资金、股票，不包括盗窃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财物的行为。而ATM机正是为进行金融活动提供金融服务的，ATM机内的现金也是来源于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其财产的所有权属于金融机构，其应当看做金融机构财产的一部分。同时ATM机为金融机构所有和管理，当然是金融机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刑法上讲的“盗窃金融机构”，从文义上理解是“去金融单位盗窃”、“盗窃金融单位的财产”。至于财产的种类，司法解释已有明确规定，即：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的资金等，不包括盗窃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财物。至于盗窃方式，无论采用什么手段、方法，无非不过是排除银行的控制，将财产转于自己控制之下。在方式上，有时直接盗取现金等实物性财产，有时侵入电脑系统，先控制虚拟性财产，之后，再伺机转化为现金等实物性财产。金融机构的财产因其行业特殊受到刑法特殊的保护，除资金、有价证券等外，其他财产则又放在与普通公私财产同等的地位予以保护。而这些特定财产，银行予以特别保管，采取特殊的安全措施，刑法也给予特殊保护。从上述文义分析可以抽象出两个本质的特征：1、“金融机构”是指各类金融单位的特定财产，是全体社会成员的“钱匣子”，此即为财产特定性。2、这些特定财产首先表现为受到特别的安全保护，金融重地，不得越雷池一步，也即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银行的这种保护力度给公众的是一种高度的信赖，若盗窃分子盗窃银行是对这种高度信任的破坏，是对社会信心的打击。从物理属性上看，ATM机与银行金库、保险柜等相同，从观念上也并无差别。不同的地方是：前者是一个小“匣子”，后者是一个大“匣子”；保安措施上稍有不同，前者无人值守，后者还配置专门人员值班看守；前者具有一定的智能性，无须工作人员在场，即可办理一些简单业务。后者均在工作人员的参与下才能发挥其效用；前者是人的手、眼、脑等器官功能的延伸，代替工作人员的部分劳动。后者纯粹仅为一个物件和工具，是生产资料类财产。但尽管ATM机可以代替工作人员的部分劳动，其实质上仍为生产资料。
   

可见，ATM机完全符合刑法“金融机构”的本质特征。设施出了故障以及失控不改变其“金融机构”的地位。

3、诱惑和犯意引诱

有人认为：在许霆案中，首先是银行没有能够提供合适的服务，由于银行服务的不完善，银行的疏忽给了许霆可乘之机，导致许霆恶的一面被勾起，银行应该负起“引诱”的责任。银行可比作在夜晚穿着暴露的女性，是这种暴露诱发了强奸行为的发生。加害人因被害人的引诱而一时失控导致的犯罪，应当考虑从轻量刑。

如同不懂法一样，诱惑也不能成为抗辩犯罪的理由。诱惑分为主动和被动，主动诱惑是使用一定手段使人认识模糊而做坏事，应当是一种有意而为的行为，机器没有意识，不可能有意使用手段让人做坏事。或许有人说，不是机器，而是操纵机器的人在有意让人做坏事。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该取款机的主人即银行在背后操纵了这件事情。如果说在这件事情中，银行有责任的话，最多也只是没有及时发现取款机出了故障的过失责任，但过失显然不是有意而为。因此，认为上述行为是诱惑犯罪，不受处罚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关于犯意引诱这种观点，也更是错误的。一般来说，犯意引诱下的犯罪也是犯罪，并不能阻却刑事责任的承担，仍要承担刑事责任。只有当引诱主体非常特殊时，则另当别论。引诱分为故意性引诱和非故意性引诱，前者可量刑酌轻，不影响定性。

4、期待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