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令的乐队同学、后在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任教的黄开胜等人在1995年4月至5月期间从贝志诚 那里取回从国外发来的一部分电子邮件，共1635封，并逐一进行了阅读，黄开胜在1998年4月25日的一份书面材料中提供的数据显示，“提出诊断意见的 电子邮件有211封邮件认为朱令是铊中毒，占提出诊断意见的电子邮件总数的79.92%。”

贝志诚在北大征集了20多名北大同学义务翻译，不断地把信件译成中文，送给朱令父母，希望他们尽快转交给主治大夫，给朱令做一次是否铊中毒的检测，但是协和均以“干扰治疗”的名义拒绝。 贝志诚回忆：时任ICU主任的大夫还说，他们这是在给院方“施加压力”。

1995年4月下旬 贝志城和同学希望朱令班级一起帮忙翻译收到的电子邮件。双方产生误会。物化2班团支书薛钢声称组织班级里同学将邮件翻译好后没有交回给贝方，而是直接交给系里老师转给了协和。这个说法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清华或协和的证实。

1995年4月18日 协和医院发布朱令的病情报告认为朱令“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神经根神经炎可能性大”。在这段时间，协和医院通知朱令家属，明确表示可以“排除铊中毒”。朱令继 续天天接受各式各样研究性检查，前来会诊的协和各科大夫依据他 们的某些判断提出各色检查建议，比如“肾穿刺”或者“脑活组织”检查，有些破坏性过大的检查被家属拒绝。有一次，她的主治大夫坚决要求朱令从协和的老楼搬 到前楼去做一次“核磁共振”，因为朱令全身插满了管子，又处于昏迷状态，家人只好请来数名壮汉帮忙运送。就是这些检查，使一年后朱令出院时，他们家人收到 了含少数住院费和昂贵的ICU监护费和药品在内的50万元账单。

《法制周报》报道：最初住院治疗的40万元，清华大学给报销了。此后，朱令离校，所有的费用都得自己筹集。几次住院治疗，动辄上万元。这对于靠退休金生活的两位老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1995年4月18日清晨 贝志城到协和ICU病区门口等大夫传送翻译好的电子邮件，希望能够被采纳，从早上8点等到下午5点，除了少数愿意看但是不起作用的年轻大夫外，其他人谁也 不看。贝回忆：“当时救朱令的时候我有一次去协和送翻译稿，当时还试图让他们接受，然后协和的医生让我在医院可能站了六小时吧，就是不接，我记得我走出来 的时候我还……我记得我当时的动作是看了一下天空然后说“我能干什么”，我是比较要强的人，但是这件事我的无力感很强。”

注：有网友指出，协和的朱令负责医生早年与清华合作，出版过毒物手册，专门阐述过铊中毒问题。到目前为止，当时朱令的主治医生和ICU主任的身份还没有暴光。

1995年4月28日 由陈震阳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尿液中铊含量275微克／升；脑脊液铊含量263微克／升；血清中铊含量31微克／升；毛发中铊含量532微克／升；指甲中铊含量22824微克／升（北京地区人群尿中铊含量为0—5微克／升）。” 据此，陈震阳认定朱令病因缘于铊中毒，且是两次中毒，不是自杀就是他杀。陈震阳告诉朱明新，铊盐无色无味，“搁在面包里都察觉不出来”。

当陈震阳先生看到频谱仪打到尽头时，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的体内会有這么多铊? 绝对在1个致死量以上!” 陈震阳很负责地将实验重新做了一遍，同时找了一个女同事帮忙，将两付样品比着做，结果朱令那付仍是强阳性，而女同事的则是阴性。“我在写报告的时候，心情很沉重。这是中毒案!人命关天，毒从哪来?這种急性铊中毒一般极可能是一次大剂量地呑食。” 陈先生說。

陈震阳后来解释，朱令铊中毒症状很明显，比较容易诊断，尤其脱发、米氏线、手足痛，很典型。铊中毒一般在体内潜伏期比较长，发病时间也长，侵害病人的神经 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如果及时抢救，毒物还没有侵害病人的大脑神经、视觉神经和四肢神经的话，那么病人的情况就会好一些。

注：铊 （Tl）是一种无色无味的稀有重金属 , 原子序数81，银白色 ,质软 , 剧毒类 ,燃烧时能发出绿色光焰。铊和铊的氧化物都有毒 ,能使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肠胃系统及肾脏等部位发生病变，严重的会导致死亡。金属铊在变成化合物之后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 ,像硝酸铊、硫酸铊等。这些化合物入口后会被人体快速吸收 ,并会蔓延到全身组织 ,造成肾、皮肤、神经、肌肉等病变。急性铊中毒患者 ,有恶心、呕吐、腹绞痛 ,甚至昏迷、抽搐、休克等症状。慢性铊中毒患者 ,初期为全身无力、食欲减退、头晕、头痛、失眠 ,随后便会出现手指震颤、视力减退、脱发等症状。（来源：google）

治疗铊中毒可以用普鲁士蓝片剂使铊与之反应生成不溶物排出人体，但这种染料价格昂贵而且生产很少，目前中国国家储备约有一百片左右。（来源：google）

1995年4月28日晚 接到陈震阳的报告后，协和医院和朱令家属经过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了解药普鲁士蓝化学剂。协和开始用普鲁士蓝化学剂排毒，一个月后朱令体内的铊含量基本排除，中毒的症状消失，然而严重的后遗症却将和她相伴终生。

（朱令确诊后） 协和医院立即邀请了国内知名的6名神经内科专家会诊，决定给朱令用药二巯丁二酸钠。“那是当年给‘61个阶级 兄弟’的药，生产于50年代，二次大战时的用药，早已停产。”吴承之犯了难。但还是在中日友好医院找到了该药，仅售3 毛钱一支。拿到药的吴承之在网上却看到了这样的回复，“该药副作用很大，建议用普鲁士蓝。” 当时正值“五一”长假，相对来说比较普遍的普鲁士蓝让吴承之再次犯了难。但靠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的帮助，吴承之找到了普鲁士蓝。原以为药费很贵的吴承之怀揣2000多块钱。结果买了一小箱，10瓶仅用40多元，合计一瓶4元多 。朱令服用之后，病情立刻得到控制，逐渐稳定，开始好转。在协和的总计治疗费50多万元，“真正的救命药仅需4 0多元。”吴承之的语气里充满无奈。（来源：《法制早报》2006年1月22日的报道）

1995年4月28日晚 朱令父母通过朱令舅妈找到时任清华大学化学系副系主任、主管学生工作的薛方渝教授，朱令舅妈在薛方渝家提出报案的要求。薛方渝教授当即请示时任清华大学党 委书记的贺美英和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请示后薛方渝立即打电话向兼任清华大学派出所副所长的保卫部长报案。（来源：《新民周刊》2006年1月18日的报 道）

1995年4月28日晨 朱令的舅妈又与薛方渝教授联系，要求立即迁出同宿舍的同学以保护现场，查封朱令在学校的物品，进一步化验。薛方渝教授表示，迁出同学有些困难。（来源：《新民周刊》2006年1月18日的报道）

[原稿此处笔误（1995年4月28日晨），时间应为1995年4月29日晨。特此更正。]

1995年4月底 协和认为朱令是二次中毒。公安部门介入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