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影响低保对象求职行为的因素极其复杂,制度安排是通过影响主观心理和认知从而影响低保对象的求职行为和决策。本研究以上海市为例,以问卷调查、定性访谈和文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哪些因素会影响低保对象的求职行为? 现行低保制度安排会对低保对象的求职行为产生哪些影响? 定量研究发现,就业责任心、求职制约和受教育程度对求职强度有显著影响,而经济困难和求职自我效能以及救助变量对求职强度无显著影响。定性研究发现,影响低保对象退出、就业决策的因素除了替代率外,还包括其他一些重要因素。总体来说,虽然上海低保建立了旨在鼓励和强化求职行为的制度安排,但存在明显缺陷,其作用亦乏善可陈。对此,作者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求职行为　制度安排　城市低保对象　上海

作者：黄晨熹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人口研究所

如何平衡救助和就业之间的关系,既防止长期依赖,又防止社会排斥是各国社会救助政策改革需要攻克的难题之一。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建立促进有劳动能力救助对象积极求职的利益导向机制是各国采用的主要应对措施。随着我国城市低保制度改革的大力推进和逐步完善,有劳动能力的下岗失业人员已成为我国城市低保对象的主体（注1）,因此,如何建立合理的制度安排,平衡救助和就业之间的关系已成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的重要内容。

影响低保对象求职行为的因素极其复杂,主观心理因素是内因,制度安排是外因,制度安排通过主观心理作用而影响低保对象的求职行为和决策。低保制度的设计必须充分考虑个人的心理预期因素,特别是动机因素,使个人利益与政策目标一致,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实现政策目标。鉴于此,本研究试图以上海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定性访谈和文献分析来回答以下问题:哪些因素会影响低保对象的求职行为? 现行低保制度安排会对低保对象的求职行为产生哪些影响? 我们可以采用哪些政策措施来进一步促进低保对象的求职行为?

本文以上海市为研究地区主要基于两个理由:首先,上海市在全国最先建立低保制度,而且在低保政策和实践方面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上海模式已成为许多兄弟城市学习和借鉴的榜样。目前上海市已经建立了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同时覆盖医疗、教育、住房等其他生活支出的社会救助制度框架,基本实现了保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的目标。到2005 年底,低保对象总量36.74 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3 - 4 % ,其中失业和无业人员及其家庭约占总数的2/5 (上海市民政局,2006) ,确保了抽样总体。其次,为促进低保对象就业,上海在2002年引入救助标准抵扣和渐退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取得了一定成效,部分低保对象退出低保进行就业。2004 年的低保人数比上年减少了4.24 万(上海市民政局,2005) 。

一、影响低保对象求职行为的因素研究

(一) 理论模型

求职行为是指失业者为实现就业而采取的各种活动,它是失业者主观心理活动的结果,而这种主观活动是以经济利益的得失权衡为基础的。查阅相关心理学和经济学文献我们发现,学者们通常把影响失业者（注2）求职行为的主观因素分成两大类:个人变量(personal variables)和情境变量(situational variables) (见图1) (Wanberg &Watt et al . , 1996) 。个人变量主要包括就业责任心(employment commitment) 和求职自我效能(job-seeking self-efficacy) 。其中就业责任心是一个态度变量,指一个人对就业的重视程度或把就业放在中心地位的程度。研究发现,就业责任心越强, 求职动机越强, 求职强度( job-seeking intensity) 也越大(Battista & Thompson ,1996 ;Vinokur &Calplan ,1987) ;求职自我效能是指一个人对自己是否具备顺利进行求职活动所需的各种能力的自信程度。许多对求职行为的研究发现,那些自陈( self-reported) 求职自我效能水平较低的人,求职强度较低,采用低效求职技巧的可能性较高(Rife & Kilty ,1990 ;Van Ryn & Vinokur , 1992 ;Wanberg & Kanfer et al . ,1999) 。

情境变量主要包括经济困难(economic hardship) 和求职制约(job-search constrains) 。经济困难是指生活困难和生活水准降低的状况。通常一个人会为改善这种状况以获取足够的住房、食品和医疗等需求而产生较强烈的求职动机。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经济责任越大或经济压力越大,尽快找到工作的动机也越强(Vinokur & Calplan ,1987 ; Wanberg & Kanfer et al . ,1999) 。求职制约主要是指那些可能制约或限制一个人求职行为的情境变量。研究发现,疾病、照顾家庭、交通不便等都会影响一个人的求职强度(Allan ,1990 ;Brooks &Buckner ,1996) 。

研究表明,人口学变量也对求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Wanberg & Kanfer et al . ,1999) 。首先,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和年龄偏大的人口通常失业的期限会较长;其次,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男女可能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分工和家庭责任,这既会使他们面临不同的求职制约,也会产生不同的求职动机。有关失业保险的研究也表明,社会保障水平越高,领取时间越长,则求职强度越低(Barron &Mellow ,1981) 。因此,我们把人口学变量、社会救助领取金额和领取期限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二) 研究方法

2004 年5 - 6 月,我们在上海随机选择了4 个街道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下岗失业低保对象。调查共回收问卷730 份,经过整理后得到有效问卷619 份,有效率84.8 %。在这619 个低保对象中,男性占61.3 % ,女性占38.7 %;平均年龄42.6 岁(标准差为6.7) ;从受教育程度看,以初中(48.4 %) 和高中(46.1 %) 为主;从婚姻状况看,已婚的占62.8 % ,离婚占19.3 % ,未婚占15.3 %;从领取低保的情况看,平均领取月数为29.6 月(标准差为15.5) ,所有救助金额（注3）的均值为486 元(标准差为340) 。

在测量工具上,个人变量(就业责任心和求职自我效能) 与情境变量(经济困难和求职制约) 都采用五分制量表。就业责任心和经济困难量表采用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研究系黎祝龄(Julian Lai) 和(陈国康(Raymond Chan) 制作的中文量表,分别有八个和三个项目(Lai & Chan ,2002 ) 。由于他们的量表主要应用于香港的失业者,故我们对其中的部分题目进行了修订,以适应大陆地区的语言习惯和调查对象。求职自我效能量表有三道题目, 来自莫尼汉和罗伊林等人(Moynihan & Roehling et al . ,2003) ;求职制约量表有六道题目,来自万博格、坎佛和罗图多(Rotundo) (Wamberg & Kanfer ,1999) 。后面两个量表经过多次英汉互译,以确保量表能准确表述原意。量表信度分析结果表明,就业责任心、经济困难、求职自我效能和求职制约量表的Alpha 系数分别是0.64 、0.81 、0.77 、0.73 (见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