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转让方将其持有的同一股权“一女两嫁”，分别与两个受让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这两份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均不受影响。当然，转让方在客观上只能履行其中的一份合同，对另一受让方而言则陷入事实上履行不能的境地，从而招致对后者的违约责任。对于开发商一房二卖案件也应采取类似的裁判思维。

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来说，也是如此。

四、可以取得、但尚未取得的股权可否成为股权转让标的

有律师向笔者提出如下问题：2005年7月，香港A公司在香港收购B公司，B公司在深圳独资的C公司同时也被A收购。在A公司接管C公司后，张某持一份由B公司、C公司盖章、 由C公司董事会成员签字的股权转让证书，声称其拥有C公司的5%的股权。经查，工商登记中没有记载该5%的股权转让。问，该5%股权转让的效力如何？股权转让必须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吗？

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以转让方具有股东资格为前提。倘若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受让方尚未通过公司内部股东名册变更有效取得股东权，就与第三人订立将自己根据前一转让合同即将取得股权转让给第三人的合同不宜认定为绝对无效的合同，而应认定为《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无权处分合同。根据该条规定，尚未取得股东身份的受让方在订立合同后如果取得了股东身份，从而取得了对该股东权的处分权，则该再次转让合同有效。这样比较符合尽量成全合同当事人、加速股权流转的司法效率目标。

倘若股权受让方办理了股东名册变更登记，获得公司的承认，自然享有股东资格，可以依法将其受让股权转售他人；至于在变更股东名册后是否前往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原则上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只不过转让方与受让方均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而已。

五、部分老股东之间相互转让股权时，其他股东有无优先购买权

假定某有限责任公司由 5名股东，各自持股20％。倘若 A股东欲将其持有的20％股权转让给B股东，C股东、D股东和E股东可否请求A股东将其所持20％股权切割成四份，每份5％，并将这四份股权分别转让给B、C、D和E四股东？

笔者对此持否定意见。1993年《公司法》第35条第1款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者部分出资”。2005年《公司法》第72条亦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除了将“出资”改为“股权”之外，基本立法理念并未发生任何动摇。

笔者认为，2005年《公司法》第72条确认的股东优先认购权，仅指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股权时，其他老股东在购买价款和其他股权转让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可以优先于第三人受让股权。换言之，老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仅就老股东向第三人转让股权的情形而言，至于部分老股东之间相互转让股权，则纯属老股东之间的契约自由，没有优先购买权的适用余地，不需其他股东同意，其他老股东对此无权干涉。当然，股东优先认购权是否行使，认购几何，要尊重老股东的自由意愿和财力负担。

可能其他老股东会抱怨：原来无名股东本来各自持股20％，彼此的表决权和控制力势均力敌，而A股东将其持有的20％股权转让给B股东，只是B股东摇身一变成为持股 40％的大股东，这岂不是A股东人为地培育了“鹤立鸡群”的控制股东？这岂不是破坏了固有的股权结构和权力对比格局？这恰恰是想受让、而未从其他转让股东之手受让股权的老股东们顽强反对部分老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极力要求转让股东“门户开放”、从而允许诸老股东实现利益均沾的真实想法。

殊不知，老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自由并未引进新股东，老股东之间的人合性亦未因此而受损，充其量转让股东有可能引起出让股权而全身引退。因此，老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自由不应受制于其他老股东的阻挠和限制。实际上，尊重老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自由就是弘扬了股东自治和契约自由的精神，清除了妨碍股权转让的不必要障碍，弘扬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人合性，保护了老股东的既得利益免受陌生人加入公司而带来的不便或者不利。从一定程度上看，这也是老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表现形式。

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他老股东倘若确实有意购买出让股东的股权，完全可以对出让股东允以更优厚的对价，并维系与出让股东之间的亲密合作关系，从而提高自己的持股比例和相对控制力。即使某一老股东突然变成控制股东，其他老股东为了自我保护也可以精诚团结，从而对抗控制股东。在前述案例中，倘若 C股东、D股东和E股东各自的20％持股比例团结起来就可以取得对股东会决议60％的控制力，何乐而不为呢？因此，老股东积极主动地说服出让股东向有意购买股权的全体或者部分剩余股东出让股权，或者在其取得股权后精诚团结对抗新的控制股东，都是有效的自我保护手段，而不必苛求立法者赋予其对抗其他老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六、股权转让导致股东人数超过50人时，是否影响股权转让合同和公司的效力？

（一）立法争点

1993年《公司法》第20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可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最低限为2人，最高限为50人。这一立法态度主要借鉴了大陆法系的立法建议。遗憾的是，这种立法态度貌似合理、但纯属形而上学。在2005年公司法修改过程中，曾有观点认为趁着引进一人公司制度、废除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最低限的东风，废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上限。将该条规定修改为“有限责任公司由1名以上股东出资设立”。笔者亦持此观点。理由有二：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性大于人合性；而且，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应当由公司和股东自己决定。毕竟，“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阶段性的修改策略，也可以考虑将50人的股东上限放宽到100人或者200人。

最后出台的2005年公司法为维持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传统法律边界，对于50人的股东上限未作制度突破，诚属遗憾。笔者建议，解决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超过50人的法律困境的治本之策是废除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把传统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框架中的有限责任公司移入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框架，并将其塑造成为资合性与人合性程度可由股东自由确定的简易型股份有限公司。

（二）解释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