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洲：这部法律立案的初衷就是制定一部“投资基金法”，在此前的草案稿中就有专门章节规范私募基金。 但是，由于私募基金类型多样、情况复杂、监管难度高，所以由谁来监管成了难题。基于证监会和当时的计委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问题和建议，致使综合的投资基金法出台遇到了阻力。于是，择易避难，“投资基金法”就改成了现在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也就没有纳入针对私募基金的章节。

　　新京报：最近两年，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民间信贷快速发展，但也屡次发生非法集资事件，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小企业融资难。私募基金合法化，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王连洲：目前，我国的金融资产结构布局失衡，资金充裕的地区、行业、企业，很容易就能得到资金支持，但同时，很多成长型、创新型中小企业，却嗷嗷待哺，难以获得资金支持。规范发展私募基金，有利于服务于实体经济和保护投资者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弥补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

　　新京报：私募基金有望获得了合法地位？

　　王连洲：随着新基金法的制定，可以这样说。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的法规条款还是比较粗略，比如美国，私募基金监管框架有《证券法》、《证券交易法》、《投资顾问法》等等，以及金融危机爆发后，2010年颁布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将私募基金纳入依法管理视野，但因多个金融监管部门并存，政出多门，致使造成监管或者交叉和重复、或者空白和漏洞，都有可能。

　　新京报记者 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