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27日是个平常的日子，周五，报纸电视上充斥着各种寡淡的新闻。第二天一早，北京市大兴区一家祖孙三代共6口被灭门的新闻一出，人们这才嗅出前日的不平常。
这一日很像1959年11月15日的美国。报纸上一则短小的社会新闻，让美国人陷入了长达数年的震惊：堪萨斯小镇发生灭门血案，被害者包括赫伯特·克勒特先生、他患抑郁症的妻子、16岁的女儿以及15岁的儿子。
“灭门”永远是不缺眼球的新闻，这意味着行凶者一定具有一种变态的扭曲，抑或是常人无法理解的仇恨。
但人们很快发现，寻找灭门凶手并不太难。警方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从海南三亚抓回了惨案制造者，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克勒特一案也是如此，两名刚从监狱释放的犯人，开着一辆破车，误以为克勒特一家是他们事先计划抢劫的藏有几千美元现金的家庭。于是闯入，杀人，大摇大摆地开车前往墨西哥，并在纵情声色中被捕。
唯一不同的是，杀害克勒特一家的两个罪犯和被害者毫无关系，而中国的这名举刀者李磊，却是这个家庭的儿子、丈夫、父亲。
令人费解的是，50年前，克勒特一案的两个凶手只获得了一副望远镜和一只便携式收音机，价值40美元。他们说，仅仅是为了这点儿钱。大兴灭门惨案的杀人动机更令人哑口：丈夫不忍妻子的强硬，举起刀，杀了妻子、父母；在家坐了一个小时，又杀了两个儿子。
他们嘴里轻描淡写的作案动机和耸人听闻的作案经历，就像一张巨大的网，其间交织的矛盾与疑问拉扯出一股令人震惊的张力，让整个社会失声。
50年前的那起灭门惨案发生后，已在纽约崭露头角的作家卡波特辗转于堪萨斯州立监狱的死囚室、布鲁克林的公寓和瑞士的工作室之间，用长达6年的时间，写出了一部非虚构的小说，叫做《冷血》。
《冷血》不是一部福尔摩斯式的探案作品，抓捕罪犯的过程根本不值得书写——警方直到最后才发现，穷凶极恶的作案手法并不代表实施者的智商也异于常人。
《冷血》只是在交代两名罪犯的前世今生。卡波特在6年中跟两个罪犯频繁见面、通信。他只想知道：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为什么仅仅为40美元就能杀害四口人？又为什么在杀人后毫无防范地继续玩乐。
答案无疑是一个更加可悲的故事：罪犯之一先天残疾，另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被社会抛弃，敏感、自卑、相依为命、互为知己。在他们的世界中，克勒特一家是生活的反面、是上帝的宠儿：虔诚的基督徒、家庭美满、儿女双全、生活富足……
《冷血》一书中，曾写到罪犯佩里杀害克勒特先生的情景：直到刺到他喉咙的那一刻，佩里都对克勒特表现出莫大的尊敬，但克勒特先生的大度、悲悯、无奈和宽容，在最后一刻却让佩里觉得这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同情，让他联想到自己像一只狗似的，把肚皮贴在地上，去追一枚从克勒特女儿钱包里掉落出来的硬币。最后，与其说他当场划开了克勒特先生的头颈，还不如说他其实是割开了自己那可憎又可怜的面目。
文章结尾，卡波特用长达数页的自我剖析把故事引入了高潮。他猛然发现：如果自己不能成为作家，他和他们是一样的人。
同样不幸的童年背景，同样自卑与自大的双重个性。他和他们一样，皆有反社会的人格，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对抗人格缺陷。卡波特没有杀人，但却在强忍厌恶用对人群猛烈迎合上去的方式，周旋在富有的东岸上流社会中。
《冷血》的写作过程让卡波特重新潜回到他梦厣般的真实性格深处。他一遍又一遍地拷问自己：如果没有一张好看的脸，没有一张善于迎合取巧的嘴，没有遇上伯乐……那么他和他们便都是殊途同归的下场。
21世纪，《冷血》被改编成电影，一句台词很动人：“佩里（罪犯）和我好像是在一个屋子里长大的。有一天他从后门出去了，而我走了‘前门’。”
我之所以重提50年前的这起灭门案，并不仅仅因为《冷血》一书让它流传于世。而是源于，每每读它，我都惊叹于卡波特对罪犯的感同身受。他站在罪犯的一端，代表那些没有太多人生“如果”的无奈者，去拷问社会：一切是为什么？
大兴灭门惨案和50年前的《冷血》极其相似，李磊为什么杀人其实并不重要。相反，他的前半生到底发生了什么，更令人生奇。这个貌似平凡的中年男人遭遇了怎样的人生异变，才会亲手粉碎一个美满的家庭。也许，那是源于一个很小的细节，连他自己也尚未察觉，于是，他的人生走入了另一扇门。
如果卡波特能活到现在，他一定会再写一部李磊版的《冷血》。只是这一次，操刀杀人者，他可能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了：血浓于水的道理，在此刻被无情的否定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