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昆明8月25日电 （记者王研）一审判决后被告可以上诉，这是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一些案件也正是通过二审程序得以改判。然而，昆明市一当事人一审被判刑后将上诉状递交昆明市中院，却因法院书记员工作疏忽导致上诉状“失踪”。于是，一审判决生效，他坐了七年的牢。出狱后他走上了寻找真相的漫漫长路。
明明上诉却未二审按一审判决坐牢
陶云江1994年任昆明小哨建筑经营公司经理，负责工程方面的事宜。1995年3月，公司的法人代表变更，公司名称也变成了昆明小哨建筑装饰经营公司。陶云江说，尽管公司有所变更，但当时自己仍在公司里负责相关业务。
1996年，陶云江在老家时突然被警察带走，理由是私刻公章进行诈骗。此案1997年初被移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陶云江被指控“冒用昆明小哨建筑装饰经营公司名义，私刻印章同建筑工程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及借款协议”等4起犯罪事实，认定的诈骗金额达40多万元。1997年7月，官渡区人民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陶云江有期徒刑10年。
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2日宣布，对一起因打印失误、校稿疏忽导致错误引用法律条文判决的事件作出严肃处理，给予包括审判长在内的所有法院当事人以停止职务、分离培训、行政记过等处分。 1997年8月27日，陶云江接到了一审判决。按判决书所说，如果不服一审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官渡区人民法院或上一级法院即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这让陶云江看到了希望。于是在收到判决书的第二天，他向看守所管教要纸和笔写了上诉状。几天后追问时，管教说已经交给了昆明中院。
然而，焦急盼望消息的陶云江最终等到的不是二审立案通知书。1997年10月16日一大早，陶云江被要求收拾东西，并被告知一审判决已经生效，当天起要从看守所转入监狱服刑，这对陶云江无异于晴天霹雳。他说：“二审既没审也没判，为什么我就要去坐牢了？”交接时他见到了张管教，对方再次肯定地告诉他上诉状已经交给昆明中院了。
从入狱那天开始，陶云江就开始讨说法。陶云江说，自己在狱中曾多次写信给昆明中院、检察院、官渡区人民法院、人大等部门，都如石沉大海。于是，自己在狱中将所有材料整理好，让探望自己的媳妇带回去，由媳妇递给这些部门，家里的亲戚都被发动起来帮着跑。但直到自己减刑3年，于2003年4月出狱，这件事仍然没有任何说法。
法院承认工作失误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出狱后，陶云江仍不断找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在公安机关“大接访”期间，他到云南省公安厅反映自己的上诉状去向不明，公安机关出具了《回告书》，证明“1997年9月5日看守所民警按照法定期限内，将你的上诉状转交给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这下子，陶云江坚信问题出在法院。他找到了当时的昆明市中院院长，此案终于引起了法院的高度重视，事情由此开始进入调查程序。
2010年8月12日，昆明市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新闻发言人兰昆就此事接受了记者采访。他坦言，当年陶云江的上诉状确实送到了昆明中院，但因为书记员的疏忽，没有送到相关法庭和法院。“这的确是我们的失误。”他说，2005年陶云江来申诉时法院认为“此事如果属实，等于法院剥夺了被告的上诉权，是非常严重的”，院党组高度重视，并立即组织了调查组。调查结果表明，当年这份上诉状确实到了昆明中院。按程序，上诉状要转到官渡区人民法院审查是否在起诉期内，然后决定是否立案，但收下上诉状的书记员因工作疏忽，没有转到法院，导致此案没有作为上诉案件立案。兰昆说：“我们查得很仔细，当时书记员拿回来的其他材料都交给了相应部门，但就是这份材料没有交。”
“我们认识到了中院的失误后，开始积极工作、挽回影响。”兰昆说，中院启动了再审程序、撤销了原判、将案件发回官渡区人民法院重审。但此案经过四次开庭仍未审结的主要原因，是陶云江心里有气不配合，甚至在庭审中转身就走。“他说有证明自己没有私刻公章的证据，我们觉得这是好事情，希望他在庭上出示，让案子公正地审理。”
上诉权被剥夺赔偿尚无规定粗心书记员将被追责
法院的“乌龙书记员”该如何处理？对陶云江又该如何补偿？北师大刑科院教师黄晓亮等分析，上诉权被侵犯不代表实体权利被侵犯，因为当事人是否是诈骗罪还未明确。就书记员的行为而言，如果当事人真系无罪，则其可能涉嫌渎职。目前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官渡区人民法院重审的做法是有道理的，这是为了纠正其原先过错、保障当事人的权利。至于责任人，可以依照《法官法》进行追究。
兰昆说，陶云江出狱后四处反映其遭遇，官渡区人民法院等相关部门了解到其生活状况后，多年来逢年过节常常看望他，希望给他一些帮助。兰昆同时表示，对出错的书记员肯定要处理，“如果陶云江被判无罪，处理就会更重，因为书记员的行为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陶云江还可以走司法程序申请国家赔偿。”
中国商业法研究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李业顺说，上诉权是为了保证案件公平、公正的审理，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利益，有不少案件正是通过上诉得以改判。云南大学法学院院长陈云东认为，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要保障当事人的相关权利，而昆明中院的失误变相剥夺了当事人权利，这种剥夺有可能导致案件的不公正。
专家表示，最高人民法院近日提出，各级人民法院要通过对案件各个流程节点的监控和管理，督促法官严格执行程序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相信通过各级法院严格执行和监控各项程序，今后类似案件将越来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