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危害性”是一个抽象和不确定的概念，无法对抢劫罪的8种加重情形进行社会危害性方面的比较，且量刑跨度大，更无法把握其中的平衡。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既然立法确定了加重情节，就肯定其社会危害性已很严重，不能反过来用社会危害性代替法条，认为社会危害性小而不适用加重情节。再者，刑罚除了惩治还有预防等功能。“冒充军警人员抢劫”除对军警形象和声誉的损害外，更重要的是军警本身是秩序的维护者和公权力的行使者，一旦不予特殊保护，犯罪人肆意冒充，国家会陷入混乱。即便行为人没有冒充成功，也表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一般抢劫大，因此，该加重情节的重点在对“是否冒充”的打击而非对“是否冒充成功”的打击。“冒充军警人员抢劫”关键点是军警所带来的特殊方便（如被害人不报案），真正迫使被害人交出钱财的，是抢劫过程中使用的显性暴力（不是国家暴力这种隐性暴力）和暴力威胁。假冒行为损害的法益较真正的军警抢劫行为损害的法益多，其主观恶性较大，应予较重惩罚。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法院朱文——

　　冒充军警人员的行为本身具有可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