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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立法目的来看，对“冒充军警人员抢劫”增加主观方面的条件违背了立法者的立法本意。“冒充军警人员”的行为本身就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反映出行为人主观上的恶性，客观上已破坏了军警人员及国家武装力量的形象及声誉。对“冒充”作文义理解符合立法者的立法本意。 从刑法解释学的角度，使用“当然解释”的法律方法（即“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被比较的事物应是合理的，这样推理出的结论才是合理的。按照形式逻辑，要证明冒充军警抢劫不应加重处罚，必须先论证真正军警（以军警身份）抢劫不应加重处罚是合理的。在认可立法本意的前提下，应是“举轻以明重”而非“举重以明轻”：既然冒充军警抢劫都加重处罚，真正军警人员（以军警身份）抢劫更应加重处罚。后者未作为加重处罚情节，可能是立法的疏漏，但不能以此来否定立法已经考虑到的应到加重处罚的情节。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将“冒充”限定为“行为人的冒充行为必须达到使被害人信以为真的程度”不具有可行性。犯罪行为都是突发、瞬间的，法官无从考察被害人当时的心理活动。如果被害人是多人时，各人的认知能力各不相同，怎么认定各人的确信程度？再如果这些人中有的认为是冒充的，有的认为是真的，如何适用定罪量刑？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韩宝玉—— 适用“冒充军警人员抢劫”从字面理解是恰当的 任何社会要想维持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发展，必须靠军队、警察作保障，而且军队、警察还必须在人民心中有崇高地位。立法者正是基于军警这一特殊作用才将“冒充军警人员抢劫”作为加重情节立法打击，这也是为什么未将冒充“公务员或其他人员抢劫”作为加重情节的原因之一。冒充军警抢劫与抢劫罪中的8种加重处罚情节中的“抢劫数额巨大”、“抢劫致人重伤、死亡”所造成社会危害性相比较，前者危害的是政府形象、国家稳定，而后者伤害的是社会个体、个别人。对“冒充警察抢劫”作限制解释，不符合国家管理的需要。 军警犯抢劫罪不加重处罚正是罪刑相适应的体现。就个案研究，可能军警犯抢劫罪危害后果更大些，但从整个社会看，“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社会危害更大。而立法中规定军警抢劫犯罪加重处罚既无理论根据，更无目的性，因为军警除履行职责时有强制权力外，其他与公民无特别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