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劳动教养制度改革与我国法律制裁体系的完善(2)
时间:2013-01-02 21:28来源:互联网 作者:admin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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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区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在劳动教养期间，不但准许他们依照规定有一定行动自由，还应当根据他们的劳动发给合理的工资。为了照顾开始劳动教养时可能发生的实际困难，在头一、二年内，可按照他们原工资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发给，以后可以按照工资制度评定工资。
（2）劳动教养在创立初期，明确为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仍兼有安置就业性质。1957年8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
（3）劳动教养在恢复发展时期逐渐演变为行政处罚。1982年1月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是对被教人员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时没有再提安置就业的性质，同时明确为行政措施，虽然没有明确是行政处罚，但已按行政处罚对待，如在收容的6种人中有5种人是有违法犯罪行为而不够刑事处分的，有一种人是属于单位内部拒绝劳动，破坏纪律，扰乱秩序，不听劝告和制止的，而关于劳动教养1-3年期限及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的规定更使劳动教养具有了处罚的性质。
1986年9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和第32条规定：对卖淫嫖娼、介绍或者容留卖淫嫖娼、赌博或为赌博提供条件，制作、复制、出售、出租或者传播淫秽制品等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可以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见劳动教养又被作为治安管理处罚的措施而被使用。
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关于劳动教养及被劳动教养者的权利”中明确指出：“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行政处罚。”《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虽然不属于法律、法规，但是代表我国政府向世界公布的、具有权威性的文件，表明了我国政府对劳动教养性质的定位。
1995年2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管理和劳动教养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劳动教养所是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对劳动教养人员重在教育，立足挽救，把劳动教养场所办成教育挽救他们的特殊学校。实际上明确了劳动教养是属于治安行政处罚的性质。
（4）近年来关于劳动教养性质的官方表述为“强制性教育挽救措施”。如2002年5月24日《法制日报》以及司法部劳教局的官方网站上《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简介》中对劳动教养制度的描述为：“依照法律规定，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为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司法部劳教局主办的《中国劳动教养》2005年第5-6期以司法部劳教局党总支名义发表的《发挥劳教工作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一文中指出：“劳动教养是一种教育矫治措施而不是惩罚措施，在这一点上不同于刑罚”，“劳动教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是处于刑罚和行政处罚之间的对违法和轻微犯罪人员采取的强制性教育挽救措施。”虽然表述略有不同，但均强调了它的行政性、强制性和教育性。
以上提到的法律法规、法规性文件及有关文章对劳动教养制度性质的表述，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性质的演变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其不同的表述和特殊的适用程序、执行模式使人们对劳动教养的性质莫衷一是，无法断定谁是谁非，也引起了国际国内社会各界的争论和批评。
(二) 学术界关于劳动教养性质的不同观点和提法
在我国目前的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就劳动教养的性质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和提法：①劳动教养只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不是一种处罚。其理由是：现行法律、法规没有明文规定劳动教养是处罚，却明文定位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②劳动教养的本质是一种行政处罚，或者叫最高行政处罚、治安行政处罚、治安管理处罚。因为从劳动教养的执法过程看，劳动教养已经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制裁措施，而不仅仅是一种强制措施，且现行有关法律法规也已经将劳动教养作为行政处罚来适用；③劳动教养属于一种刑事处罚，或者叫轻刑罚。这种观点从劳动教养收容对象的确定，劳动教养处罚的严厉性，现行一些法规的规定，劳动教养在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其与劳改制度的诸多相似之处等方面对该观点加以说明和阐释；④劳动教养应定性为保安处分。其理由是，劳动教养预防犯罪，防卫社会的目的、收容对象、执行方式类似于国外的保安处分制度；⑤“劳动教养既不是行政处罚也不是刑事处罚，而是一种独立于两种处罚之间的教养处遇”， 或者“是处于刑罚和行政处罚之间的对违法和轻微犯罪人员采取的强制性教育挽救措施”。
可以看出，尽管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施行已达半个世纪之久，但对其性质的定位仍然处于一种模糊与混淆的状态，而这样一种现状也必然导致这项制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难以找到自己的合理位置，而且，这种混淆在其制度运作上也必然产生出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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