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语言通常是简洁、明确的，成熟的立法技术要求立法用语不应该具有任何歧义。明文立法规则的“言外之义”其实是由规则的语境，即案件事实引起的，这和日常语言很类似。法律解释学通常比较注重规则的立法背景，认为立法“原意”包含在立法背景中，这是不无道理的，但更重要的因素却是规则的适用背景。立法背景只能帮助我们理解法律的字面意义、抽象意义，却不能决定规则的实际意义，犹如对语言起源的考察不能帮助我们领会主人说出“不再坐一会儿么”这句话时的真正意图一样。

　　既然规则的“言外之义”与规则本身无关，那我们就必须把目光转向案件事实。成文法规则所涉及的事项，往往是该类事务中最重要也最常见的那些问题，因此大部分司法案件都属于简单案件，即案件事实中法律规则所不涉及的层面或者完全不具有法律意义，或者并不重要，这时法官只需要依照规则判决即可。但任何立法者的预见能力都是有限的，而且重要的一点在于，社会在不断变化，原来不重要的因素现在或许变得重要了，原来重要的因素现在或许不重要了。如果法官遇到该类案件仍然按照成文法规则进行判决，以案件事实的次要因素决定整个案件的结果，人们就会感觉到在道德上难以接受。“二奶”案就是典型，假如这个案例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二奶”很有可能根本不会去起诉，因为那时的人们把夫妻间的忠诚看得非常重；如果到了本世纪中期，人们也有可能（仅仅是可能）认为夫妻忠诚根本不重要，个人的遗嘱权利才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话语的“言外之义”不是来自语言，而是来自说话的场景一样，适用成文法导致的规则变成也并非出于明文规则自身的歧义，而是由案件事实决定的。因此，诉讼案件的实质争议不取决于法律规定，而取决于当时的社会道德，头发的颜色与继承权的归属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归根结底是个道德问题。以头发的颜色作为划分权利义务的标准，完全有可能在某些部落中出现，虽然这在“文明社会”中会令人不可思议。

　　（二）规则与事实的辩证关系

　　综上所述，案件的实质争议是什么，属于事实问题的范畴。由于现实生活一直处于变动状况中，它与静止的法律条文之间出现裂缝是无法避免的，因此，不承认隐含规则的存在，只强调明文规则的绝对效力，必然会造成法律条文与社会现实的断裂。

　　“二奶”案中的遗赠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或社会公共利益，没有办法从继承法或民法通则的字面意思中阅读出来。民法学界力图证明把财产遗赠给二奶的行为并不违反公俗良俗[18]，但由于过分尊崇成文法的形式理性，而藐视群众的感情，这些观点无法经受仔细的推敲。

　　首先，司法性事实的裁决权属于民众，不属于喜好“科学论证”的专家们，因此遗赠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应主要考虑民众的感受，而不能依赖对法律条文的字面解释。众所周知，西方的陪审团负责裁决事实问题，而法官负责裁决法律问题。我国没有陪审团，只能由法官根据多数民众的判断进行事实裁决，宣判时旁听席上如雷鸣般的掌声证明，法官的事实判断完全正确。

　　其次，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所谓社会公德，当然是指民众的道德情感，而不是指法学专家的道德理论；是指案发当时而非两千年前或两千年后的道德观念；是指案发当地而非德国或美国的道德观念。何兵博士向我们介绍了“洋二奶”的继承权利[19]，他的德国民法学知识令人叹服，但让人纳闷的是，中国的“公序良俗”，为何要以德国民法为标准呢？难道中国人不配享有良心自由吗？

　　民事活动是否违反公序良俗，民法通则把判断权力交给了民众；如果法学专家们认为民众的观念比较愚昧，也只能通过宣传和教育加以改变，而不能篡夺民众的道德权力。法官们并没有以道德篡改法律，倒是我们的法学专家们，却有以学理篡改法律和篡夺民众权力的嫌疑。

　　道德影响着案件事实的法律性质。在埃尔玛案中，杀害被继承人与继承权利的归属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成文法完全没有涉及，它是否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取决于社会道德，在一个好战的民族当中，杀害继承人或许会被视为勇敢的表现。许霆案之所以引起普通的关注，不是因为国人对刑法典有理论兴趣，柜员机的出错是否影响恶意提款行为的应受惩罚性，才是舆论关心的焦点。如果法院判决不考虑民众的道德，虽然能够维护法律条文的形式逻辑完整，却无法正确地界定案件的争议实质。

　　蕴涵于社会道德中的规则是否能够作为法律的一部分，涉及法理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即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不能以道德篡改法律”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道德之于法律并非简单的取而代之，它通过改变事实的性质影响法律的适用，法律规则本身并无任何改变。埃尔玛案的继承权被剥夺了，但是遗嘱法的内容与效力并未受到丝毫影响；“二奶”的诉讼请求被驳回了，原因是遗嘱权的滥用，而不是因为公民没有遗嘱权利，或者是因为“二奶”没有受遗赠权；许霆被判了轻刑，并不意味着盗窃金融机构成了轻罪，而是因为许霆具有必须减轻处罚的特殊情节。简言之，明文规则并没有被正面否定，它的内容与效力依然如故，只是它们不再单独决定某些案件的最终结果，原来与这些规则无关的事实因素不被考虑，现在却必须考虑。从形式逻辑来看，“公民有遗赠权”和“因婚外同居而实施的遗赠属于权利滥用”丝毫没有矛盾，新规则并不构成对旧规则的取代。

　　规则含义的确定性，和法律事实的流变性，说明法律是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统一。只研究法律规则的人倾向于把法律视为一个自治结构；关注社会现实的人，比如法律现实主义学派则会认为法律根本没有任何确定的意义。真理往往在两个极端之间。

　　现在已经证明，在某些疑难案件的判决中，确实是非明文的规则在起作用，它们填补着明文法律规则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裂缝，使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统一成为可能。

　　五、法律原则的重要性

　　现在讨论“唯一正解”的问题。从法律事实中“解读”出来的非明文规则至少具有两个选项，而且两者必然是对立的，如何才能作出唯一正确的取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