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有两个来源，一是外国法，而是经济学。

   对于外国法，应该形成一种学问上的水位差。即，某外国对此问题研究颇多颇为成熟，而我国对此研究较少或者尚处在战国时期。

   对于经济学，曾经有位学友告诉我说，对于公司法，法律只是其皮毛，经济学才是其灵魂。最近看了些文章，觉得不虚，只有在经济学理论支持下，寻求解释论的解决才有其生命力。否则，从解释论到解释论，只能说是在做玄学，或者说是在教条主义。

  日本民法学，曾经有过方法论的几次论争，其大体趋势，是不断向立足于现实立足于社会的方向发展，既然民法都已如此，我们再奉解释论为至宝，不就是在捧中世纪的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