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词: 新《公司法》 旧《公司法》 股东自治 公司自治

　　内容概要: 股东与公司自治在自治主体的人品性子、自治的内容、自治的途径方面有所差异，但又存在自治主体的依存性、自治权力的主从性以及自治目标的同等性的接洽。新《公司法》通过扩大股东投资的自由度、扩张股东的实体权力、扩大公司章程自治范畴、放松对公司策划举动的限定、扩张股东诉权等方法对股东与公司自治予以扩张。同时，又通过加大对股东权力之滥用和节制股东权力的限定、增强对公司解决层权柄利用的限定、强化对公司的财政管帐监视、赋予公司社会责任、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举办出格限定等法子对股东与公司自治举办限定。

　　由第十届世界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集会会议于2005年10月27日修订通过的《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相对付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世界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五次集会会议通过的《公司法》（以下简称旧《公司法》）而言，更为完美，尤其是较好地实现了国度过问与股东以及公司自治之间的均衡。本文拟就股东与公司自治的内在及其彼此相关、新《公司法》对股东与公司自治的扩张与限定予以说明。

　　一、股东与公司自治的内在及其彼此相关

　　（一）股东与公司自治的内在

　　自治，是指必然主体在法律应承的范畴内的意思自由。股东自治与公司自治是同种性子的自治，照旧差异性子和种类的自治？公司自治是私法自治在公司律例模的延长，其本意是公司作为私法主体该当充实享有自由的权力。传统公司自治的内在可以从两个方面领略：一是指公司作为私法自治主体之一，具有独立法人品，自己作为划一的独立的买卖营业主体在私律例模内享有与天然人概略雷同的普及自由，如左券自由、策划自由等；二是指股东作为公司的全部者，享有对公司举办自主解决和策划的自由，包罗设立息争散公司的自由、抉择公司事宜的自由以及录用息争聘公司率领人的自由等。因为传统法以个人意思自治为基本，夸大股东的浸染，突出股东组织和运作公司的自由，“承认公司是公司股东全部之企业，”公司所享有的自治权无非是股东自治的浮现。因此，从实质上看，传统公司自治等同于股东自治。[1]当代公司成长中则产生了公司自治与股东自治的疏散。一方面，因为公司自治已根基上离开了个人本位，夸大集体配合好处，以至于社会好处。基于服从的要求，公司集体动作在某种水平上不受成员个人意思之羁绊而创立，不能拘泥于个人头脑本位的头脑，不然影响集体动作的效力，有害于集体及其他成员之好处，因此必要集体好处限定个人意思。[2]另一方面，跟着公司局限的不绝扩大，公司为顺应当代社会日益剧烈竞争的要求，必需成立和健全一支专业高级解决层步队，股东只有将更多的权力赋予公司策划解决层，才气有利于公司的成长，从而使股东对公司的节制进一步减弱，公司自治与股东自治进一步产陌生散。可是，无论怎样，公司自治都不能离开股东自治，二者既相区别又彼此接洽。

　　（二）股东自治与公司自治的相关

　　1．股东自治与公司自治的区别

　　起首，自治主体的人品性子差异。股东自治的主体是股东，公司自治的主体是公司。在我国公司法上，作为股东既可所以天然人，也可所以组织，而作为公司必然是法人。公司自治意味着公司在法律上享有真正意义的独立人品。所谓公司人品是指公司一经正当创立，其自己就是法律所承认的“人”，除公司自己之外，它不附属于任何个人、集体。公司人品与股东人品是彼此独立的。公司人品的独立性焦点在于其享有独立的家产权，包袱独立的法律责任。按照新《公司法》的划定和较为广泛的学说以为，公司有独立的法人家产，享有法人家产权，即公司法人存续时代拥有独立于包罗股东在内的统统法律主体的法人家产权。而股东在推行出资任务后，则损失了对出资的全部权，取而代之是对公司的股权，即就是所谓的剩余代价索取权和公司节制权。在法律责任上，一样平常环境下，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或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债务包袱有限责任；而公司则要以其所有家产对公司的债务包袱责任。由此可见，作为股东和公司自治基本的家产权和自治效果的法律责任均有所差异。

　　其次，自治的内容差异。股东和公司在法律和公司章程划定的范畴内各自拥有独立的权能和排他的属性。按照新《公司法》之划定，股东自治的内容首要示意为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加重大决定和选择解决者等权力。因此，股东拟设立公司的情势、出资方法、资产分派收益法则、公司组织机构的配置以及公司率领人的任免、公司的重大策划目的、公司的对外投资、公司的驱逐等都应属于股东自治的内容。股东自治权既不能为公司所更换，也不能为公司、其他股东和当局犯科故障。公司自治的内容首要浮现为公司以本身的名义独立举办民事运动，包罗独立地策划、独立地与其他市场主体举办买卖营业，并包袱响应的法律责任，股东和当局不得随意过问干与公司的策划举动。因此，股东自治首要示意为股东处理赏罚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相关的事宜；公司自治则首要示意为公司处理赏罚其与股东、其他市场主体以及当局之间相关的事宜。

　　再次，自治的途径差异。无论股东自治，照旧公司自治均以其独立意思表达为要件之一。因为公司的组织化，公司具有差异于股东的独立意思表达途径。股东是以股东本身或本身的署理人通过股东协议、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决策以及股东其他单独或连系举动等途径表达其独立意思，从而浮现其意思手段，实现其意思自治。公司自治是在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决策之基本上，通过包罗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司理等在内的意思代表构造表达本身之独立意思，实现其自治。好比，公司的董事长或司理可以代表公司对外从事策划运动，董事会有权录用息争聘公司的总司理和其他高级解决职员、监控公司的账户、核准公司的计谋打算以及其他重要的决定和运动等。

　　然而，股东自治与公司自治并非截然疏散。假如单方面夸大公司自治而否认股东自治，则既倒霉于勉励投资，也倒霉于对中小股东好处的掩护；反之，假如单方面夸大股东自治，忽视公司的独立性，那么，公司自治只不外是股东自治的情势罢了。现实上，股东自治与公司自治存在不行分割的接洽。

　　2．股东自治与公司自治的接洽

　　起首，自治主体的依存性。公司该当是分身“人合性”与“资合性”的组织。除一人公司外，其他情势的公司之以是得以设立，就在于各股东有设立该公司的配合意志，并有各股东认缴的出资或认购的股份组成该公司的家产。因此，当代公司作为社会化大出产前提下社会分工高度发家的产品，无非是差异的智力主体与财力主体相互团结为一体的组织情势。[3]同时，作为公司组织机构中的董事会或执行董事、监事会或监事的发生也是股东利用自治权的产品。按照公司法理论和划定，公司的董事是由股东推举或委派发生，而公司监事也是所有或大部门由股东推举发生。由此可见，就创立而言，公司依存股东，没有股东，就无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