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就目前情况而言，开征遗产税是必要和可行的。一方面，遗产税的推行既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贫富分化的缩小，推动社会和谐。尤其是，税收和慈善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美国税法的一个功能就是促进慈善捐赠。多层次的税收规定（如收入税、遗产税等）为富有的个人纳税者向非营利组织捐赠提供了经济激励。”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并不理想，民众尤其是富人主动从事慈善的积极性和意愿并不高，在此情况下，更需要通过税收的渠道加以促进和激励。“遗产税是鼓励慈善捐赠的合理工具”，遗产税的开征可以倒逼民众尤其是富有阶层主动从事慈善捐赠。另一方面，我国开征遗产税的条件也是成熟的：首先，民众的财富增长较快，具备开征遗产税的物质基础。2012年初，胡润研究院与兴业银行联合发布的《012中国高净值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显示，中国个人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人群达到270万人，个人资产达到亿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数量约6.35万人（《京华时报》2012年3月28日）。2012年6月，美国著名咨询机构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第12份《全球财富报告》披露，2011年中国百万富豪家庭数量达到143.2万户，在世界排名第三位，且与排在第二位的日本不断拉小距离（《法制晚报》2012年6月1日）。这些说明我国开征遗产税是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的。其次，学界、实务界、立法界近年来对开征遗产税的探讨较为热烈，民众对遗产税这一事物不再陌生，这使遗产税的开征具有相应的观念基础。最后，我国已于2004年和2010年两次制定了《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这使遗产税的开征具备相应的立法基础。综上观之，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必将出台遗产税，推行遗产税制。

二、信托规避遗产税的功能

信托是一种特殊的制度设计，它有许多显著的制度功能和优势，其中比较引人关注的一项功能即体现在税收安排上。在信托运作当中，当事人寻求变更信托的管理地、信托的准据法或者信托纠纷解决机构时，虽然不同的委托人、受益人和受托人具有不同的动机，但税收考量往往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可以客观地说，信托与避税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联系。“仅在强调极端之个人主义，欲赋予个人最大之财产支配空间，信托设计始有其必要性。所谓之‘最大支配空间’实务上实为‘节税（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中虽然没有关于税收问题的直接规定，但“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规定实质是对税收规避行为的间接规制。上述立法说明，私法并不排斥对税收问题的关注。信托法作为私法，在此方面理应有所作为。而对信托法而言，最主要的莫过于将来遗产税出台之后，行为人通过设立信托逃避遗产税的行为的规制问题，即是认定无效还是承认有效？目前，我国信托法直接涉及税务问题的条文只有《信托法》第17条，该条规定，除信托财产本身应担负的税款等情形之外，对信托财产不得强制执行。显然，这一条文并不是规制信托避税问题的，对于上述问题并不适用。不过，《信托法》第1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的，信托无效：”（Use）的办法，即教徒生前通过遗嘱将自己的土地馈赠给第三人（受托人），并约定土地的收益归教会所有。这种用益制在中世纪还被用于规避采邑法附加在土地上的负担——如果受封人死了，只要其继承人是未成年人，那么封建主就有权占有这块采邑地并为自己的利益经营。这种情况通过用益制被规避了。受封人将采邑地转移到可信赖朋友之手，这些朋友以“用益”的方式占有并对它负有以下义务：一旦死者的长子变为成年人，他们应将以上采邑地转移至他手中。可见，规避是信托的固有性格。信托制度本身就是对规避技术和规避实践的一种承认。时至今日，信托的这种规避性格依然存在。例如，在美国，遗嘱检验程序耗时、成本高、且要公开，为了规避这种不利的遗嘱检验程序，行为人常常设立可撤销信托作为遗嘱的替代物。在《美国信托法重述》第三版列举的使用信托的诸多常见理由中，有两项涉及的就是规避问题，即规避遗嘱检验法和节税。“过去已经向我们显示如何建设未来’既然信托制度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与规避有着紧密联系的机制，那么利用信托规避遗产税自然应当予以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