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刑法修正案对罪状和法定刑的修改而成立单一罪名。《刑法修正案（六）》第1条规定：“将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修改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征求罪名意见过程中，有的认为，第2款属于第1款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加重处罚情节；有的则认为，本款不是加重处罚情节，而是一个单一罪名。笔者赞同后一种意见。有独立的罪状和独立的法定刑，是确定罪名的最一般原则。从本罪看：第一，“强令工人冒险作业”这一罪状，已从原刑法第134条移至修订后的刑法第134条第2款，且犯罪行为是指“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不包括生产在内。第二，犯罪主体限于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者”，因为只有领导人员才能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第三，法定刑也是单独配置的，鉴于“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社会危害性，要大于“由于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社会危害性，所以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法定最高刑为十五年；而第1款规定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法定最高刑为七年。最后，本条第2款没有“犯前款罪”的规定。而从立法体例看，凡有“犯前款罪”的规定的，第2款规定的行为应按第1款的规定定罪，按第2款的规定量刑。

基于同样道理，《补充规定（三）》将《刑法修正案（六）》第18条第2款单立为“开设赌场罪”。

再次，根据刑法修正案对罪状的修改，将两个罪名合并为一个罪名。根据79刑法第186条第1款、第2款的罪状，最高人民法院在1997年制定的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中，曾将本条第1款和第2款确定为两个罪名，即“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第1款）和“违法发放贷款罪”（第2款）。

有关部门在执行上述法律规定时遇到两个问题：一是金融机构发放贷款要经过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等程序。如果贷款造成损失，应当在哪个环节上定罪，很难界定。二是对贷款造成“较大损失”的时间和认定标准难以确定。例如，是以立案时的损失计算，还是以量刑时的损失计算？存在分歧。因此，人民银行、银监会等中央有关部门建议，对违法发放贷款的行为，不要考虑是否造成损失，只要违法发放贷款数额巨大，就可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⒄

立法机关采纳了这一建议，在《刑法修正案（六）》第13条规定，“将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1款、第2款修改为：“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同79刑法186条第1款、第2款相比较可以看出，《刑法修正案（六）》第13条作了以下修改：第一，修改了犯罪构成，将违法向一般人发放贷款构成犯罪的标准，由“造成重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第二，将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造成较大损失的”和违法向关系人以外的人发放贷款“造成重大损失的”这一构成犯罪的不同损失标准，合并为一个标准，即违法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最后，《刑法修正案（六）》将第1款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这一罪状，修改为第2款“从重处罚”的情节。因此，《补充规定（三）》将原来规定的两个罪名，合并为一个罪名，即违法发放贷款罪。

最后，罪名的表述要准确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刑法修正案（六）》第7条第1款规定：“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8条规定：“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修正后的刑法第163条第1款和第164条主要是将原刑法条文规定的主体由“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扩大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如何准确确定这两个法律条文的罪名，在征求罪名意见过程中争论较大，曾出现过三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主张分别定为“商业受贿罪”、“商业行贿罪。”主要理由是：从立法说明中可以看出，《刑法修正案（六）》修改这两个法律条文的立法本意，就是惩治目前正在全国开展的商业贿赂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就曾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9条规定的“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的行为，定为“商业受贿罪”；从司法实践看，这类行为主要发生在商业活动中，且可与我国参加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有关规定相衔接；如果定为“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作为选择性罪名，“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严格讲不能属于规范性的罪名。

第二种意见主张分别定为“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对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行贿罪”。主要理由是：能够直接、准确地反映刑法修正案所修改的刑法条文规定的具体罪状；“商业贿赂”一语是作为概括性术语表述的，目前法律和行政法规对商业贿赂犯罪尚无明确定义，如果定为“商业受贿罪”、“商业行贿罪”，就会将刑法第163条、第164条规定的行为限定于商业活动中，而事实上这类行为并不一定限于商业活动，势必会使人产生误解，从而缩小打击面；目前正在全国范围进行的查处商业贿赂犯罪活动，涉及刑法规定的8个罪名，除《刑法》第三章规定的第163条、第164条外，还包括《刑法》第八章规定的6个罪名⒅，如果定为“商业受贿罪”和“商业行贿罪”，会使人误认为商业贿赂仅限于这两个条款的规定，影响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