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因素法对法律的影响可以在短时间内见效，对社会的影响则非朝夕凑效。民国时期，过于偏重政治对家族制度的作用，有时可能适得其反，引起社会的不安。如国民政府聘请的民法创制顾问、法国人宝道就曾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国家族制度虽然弊端颇多，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是中华民族存在发展的基础，废除该制度前，须先考虑新制度能否适用将来的中国，新制度是否的确优于旧制度；旧制度已深人人心，成为生活习惯，而旧家庭制度的改造，对国民的法律、经济地位影响较大，舍旧谋新，必然引起民众的反抗；外国修改家属法，必先了解民众对该制度的看法，用武力建设道德和家庭的新观念，事实上不可能，政治上也是错误的，修改法律，必须符合民意；创制法律，应在政局安宁时进行，如与政治革命同时进行，则革命的目的不易达到，还要承担必要的风险；国民党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使全国实行三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的改造，颁布民众不赞同的亲属法，“则叛逆之气焰，将弥漫全国，其结果不独妨碍此法令之实行，且与中央政府以种种不利，而其他重要工作之实施，亦必因此而感受困难。”[8]宝道的忧虑并非多余，他意识到政治因素影响力催生的亲属、继承法，如果过于超前，势必违反民意，脱离实际，进而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引发社会动乱。与其如此，不如缓行，迟延颁布亲属、继承法。

　　法律不等同于政治和外交，不能取代政治和外交；政治和外交也不能取代法律。1943年，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基本撤废，并非中国法典创制和健全所致；包括民法在内的国民政府“六法体系”的完成，也没有促使国民党真正实现三民主义，迈上法治化轨道。但一定的社会导向作用当不容抹杀：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物质条件的改善，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精神生活的丰富，国外风气的输入，人们逐渐意识到，传统家族主义保守落后的一面必须去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冲破旧家族牢笼，挣脱专制家长的束缚，投身社会，成为个人本位的“人”，崇尚新式文明的生活方式蔚然成风。尽管家族制的改革存在地区的不平衡性，层次的差异性，但任何时候，任何国家或地区，这种不平衡性和差异性都永远存在，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传统家族制度的破坏，对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及社会心态潜移默化的影响，否定其对主权独立、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直接或间接的推进之功。

　　二、社会层面的家族制度变革

　　任何法律，既超越于社会生活，又滞后于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形成生活规则，生活规则升华为法律规则；法律规则是对既有生活经验的总结，同时又为未来生活的发展提供一定规范，引导社会生活的发展。

　　我国家族制度由来已久，主要特征有：父系，父权，父治，族外婚，长子继承。[9]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家族制度固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对国家、社会及民族的稳定和发展起过积极作用。家族制度与专制政治、自然经济的紧密结合，也带来了若干负面态势，如：家长专制、性别歧视、家族私利、亲属裙带等，它们均有悖人性，遏制自由，妨碍人权，阻滞社会发展。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家族伦理精神，说到底，就是以父权、夫权为核心的血缘关系理论，这种精神有人概括为“一本”精神或“一本主义”。以此关系为基础，组成基本社会结构，由家庭至于家族，由家族至于社会；由夫权而父权，由父权而君权。家长权与亲权又是重叠的，致使不独儿童不能得精神上的发育，便是成年的家属和子弟也不能得物质上的开展。父家长对于家庭成员，既是身份权，又是财产权。[10]

　　受家族伦理精神的影响，维系家庭、家族结构的完整与稳定，树立家长、族长的权威，一直被视为传统法律的主要职志之一。伴随清末修律的热潮掀起，传统礼法合一、德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法律体系日趋式微。1911年初，《大清新刑律》的颁布，标志传统法律体系瓦解。除了在附属于新刑律之末而未经表决颁布的《暂行章程》5条中，依稀可见刑法对尊亲属或父家长权威有所倾斜外，正文法条基本与西方近代刑法的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行刑文明等立法宗旨接轨，刑法上家族伦理原则基本告一段落

　　相对于刑法而言，近代民法的创制和颁布比较滞后。《大清新刑律》颁布前数月，清廷曾颁布《大清现行刑律》作为过渡时期的律典。该律体例虽与《大清律例》有所区别，但民刑混同、礼法合一的立法宗旨依然未变，捍卫传统宗族结构、维护父家长权威的信条如《服制图》、《服制》、《名例》等仍昭示于律首。修订法律馆也曾着手编制新型民法典，迨至1907年宪政编查馆议派沈家本、俞廉三、英瑞等修订法律大臣，召集留学欧、美、日本等国的留学生分科治事。聘请日本人松冈义正氏担任顾问，起草民律，1911年，前三编（总则、债、物权）告成，后两编（亲属、继承）由法律馆会同礼学馆订立，并于1911年九月初五编纂完成，即所谓《大清民律草案》。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创制的民法草案，故又称“第一次民法草案”。近代私法意义上的有关家庭、宗族各项规定，多在民法草案的“亲属”或“继承”编中体现出来。

　　《大清民律草案》采用大陆法系的最新立法主义，前三编全以德、意、日三国之民法为范本，偏于新学理，对于我国旧有习惯，未加修酌；后两编虽采用旧律，但未经多数学者的论证，仍不免有缺漏错误，该草案“就条文形式上观之，未始不整齐周密，然因草案承继外国法，对于本国固有法源，不甚措意……故其内容既未参酌吾国习惯，颇多扞格难通之处，不能认为适宜之法案也。”[11]江庸也评价道：大清民律草案关于亲属、继承的规定，“与社会情形悬隔天壤，适用极感困难，法曹类能言之，欲存旧制，适成恶法；改弦更张，又兹纷纠。何去何从，非斟酌尽善，不能遽断。”[12]可惜大清国祚未久而终，这部法典未能修正颁行。但就社会层面而言，“草案”中的亲属、继承二编，与中国社会实际隔阂较大。

　　民国初年，政局不靖，系统的民法典尚未创制颁行，只能将《大清现行刑律》中民事有效部分继续援用，作为民事法律纠纷裁判的重要依据。在此期间，早期法律人并未放弃创制新型民法典的努力。民国成立后，关于民法典的修订，进行很慢。从1915年北京政府法律编查馆编成《民律亲属法草案》始，到1925年止，完成了民律草案的编制，史称“民国民律草案”，即为“第二次民法草案”。本草案亦分五编，第四编亲属，1915年法律编查会修订，其篇目大体类似于《大清民律第四编?亲属》。经1925年修订法律馆最后改订，其篇目与《大清民律亲属编》及第二次修正案，均有所改动，多取材于《大清现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及历年大理院判例，梳理比较清晰精密，共141条。第五编承继，1926年修订法律馆将《大清民律?继承编》内容加以改动，多取材于《大清现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及历年大理院判例，条理亦较清晰，共125条。民法全部草案，虽经司法部通令各级法院作为条理采用，然而最终未成为正式的法典。[13]该草案在“亲属编”中，与前述“草案”相比，更多地因袭了传统礼教的内容，扩大了家长的权力，强化了包办婚姻制度；在继承编中也增加了宗祧继承等制度。[14]民法近代化步伐有所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