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如何处理亲属、继承法与家族制的关系？学者们讨论热烈，有学者提出，要彻底改革宗法制度，亲属法正确的立法进路就是破坏旧法，根据民众的要求，制定生存权体系的亲属法。因为：“恢复宗法便是恢复君权及官僚独裁政府。并且，社会实际生活早已和宗法理论不符，包含宗法理论的亲属法去社会实际很远，去民众的要求更远。”要破坏宗法的支配原则，“必须把内外之分和男女之别撤废，依血统和婚姻本然的连续以定亲属。”[15]

　　废除家族制度后，也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由于中国社会保障事业不够发达，许多家族制废除后，应由社会承担的责任，社会却无力承担，这就不得不考虑传统家族的功能。传统中国社会，家族的社会功能非常显著，诸如家族的和睦团结、族人的互助救济、乡里秩序的稳定、税收钱粮的按时足额完纳、公益事业的组织兴起、学校的设置维持、法律宣传的开展遵守、道德教化的推行普及等，都与宗族有着直接的关系。清朝康熙帝的“上谕十六条”、雍正帝的《圣谕广训》等，都十分强调宗族的地位和作用。宗族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直接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自清末立宪以来，废除家族制度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伴随着清末修律、民主共和以及三民主义革命热潮，从法律上废除家族制度的步伐骤然加快，至1929

　　-1930年间，仅用30余年时间，文本制度上即实现了废除延续数千年家族制度传统的目标，这在中外历史上，都不能不算是个创举。但仅在法律文本上废止家族制度，社会条件还不成熟，法律的实际功效必然受到限制。

　　对比日本家族制度的废除，日本关于家族制度之存废问题也曾甚嚣尘上，然而与中国国情大异其趣。民国时期，中国废除家族制度的进路与日本正好相反：日本先有裁判、警察、救济等制度的完善，家族制度实际已失去存在价值，只是在法律文本上迟迟没有删去；先创造社会条件，后考虑法律变革，法律迁就社会。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裁判、警察、救贫等社会设备均至完善，“法制上虽仍保留家族制度，实则等于空文，法制审议会智不及此。方之中国，瞠乎其后。”[16]中国则不然，先在制度上废除，然后再顾及社会条件是否成熟；先有法律变革，后有社会调整，社会迁就法律。这也是近代中日法律近代化的本质区别之一。不过，中国废除家族制度一定程度上已经存在。

　　从社会意识看，民间家族观念依然存在。传统父（夫）家长制遗风民间普遍盛行，如男子在法律上不负贞操义务，“自昔已然，于今犹烈，卒然变革，公信未立，实效难期。如一般蓄妾者，苟许其继续同居乎？则何以解于有配偶而与人通奸之禁条；科以罪刑乎？则今之拥威势，据权要者，类皆有妾，安能就范；且藏娇之地，触处均是，执法相绳，亦罚不胜罚矣。”要荡灭由来已久的家族旧弊，启蒙民众的自觉意识，必须先灌输教育，舆论宣传，然后绳之以法，才有效果。而这些都“非鲁莽灭裂，操切从事所能为也。”[17]但晚清以来的历史发展证明，社会精英奔走呼号之下，家族制度的精神支柱如“孔家店”、“礼教”、三纲五常以及愚忠愚孝等引发的社会弊病，都首先在精英阶层遭受揭露。经过他们的身体力行，部分社会民众逐渐效仿，重新审视家族制度。民国时期，这种生活观念或价值判断还不能说“深入人心”，然而，这阵清新气流已开始穿透传统家族观念，促进家族制度氛围的代谢。

　　从社会力量看，中国当时已经具备了揭橥民主、科学大旗、率先突破家族罗网的阶层。该阶层人数虽少，在芸芸众生中，其言其行，格外引人注目，社会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正如法国人宝道分析的那样：中国国民多赞成传统道德及家庭制度，但当时中国出现一批新型的青年群体，多为留学生或受西方思想影响。他们间的男女关系、亲子关系与传统样式迥异，这批人相对总人口为数很少，但中国各种事业的领袖，多由这些人中产生，政客、官僚、教育家、实业家，“均为中国将来之主人。吾人略悉其行径，即知此辈不易遵大清律之规定，以度其家庭生活也。”此现象为中国特有，欧美各国“从未有一席阶级与其国内多数民众之间显分界线，而几无中立之阶级者。亦从未有一小部分民众之意思，而能对于现行家庭制度，有如此重大之影响。”[18]这股新生势力已逐渐成为冲击家族制度的潜在力量，一旦条件成熟，能量将辐射全社会，只是过程必定漫长。

　　三、立法层面的家族制度变革

　　1928年夏间，南京国民政府责成法制局着手起草亲属及继承两编。燕树棠主持起草亲属法，罗鼎主持起草继承法。经过中央政治会议多次审查，两法于1930年冬完成。亲属编计7章171条，继承编计3章，88条，1931年1月24日颁布施行。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新民法总则较之以前第一次草案（《大清民律草案总则》）及第二次草案（《民律草案?总则编》）颇多进步，能注意社会之利益，如毅然撤废男女间不平等的规定，“凡行为能力之有无限制，男女之间，毫无轩轻（第13条、第15条）。”[19]亲属法、继承法在变革传统家族制度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具体而言：

　　亲属分类的改进。旧律及历次草案，除配偶外，一向分为宗亲、外亲及妻亲，这是以男系为主的亲属分类法。新定亲属、继承法将亲属分为配偶、血亲、姻亲三类。如此分类，与传统服制图根本不同。接近罗马法的分类，“不独出于自然，且于世界法制相合。”早先颁布的《中华民国刑法》中，关于亲属的规定，“夫于妻之父母及祖父母，以旁系尊亲属论；妻于夫之父母祖父母同。”（第一编总则第一章法例，第16条），与中国国民党政纲对内政策第12条“于法律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相吻合。